|施凯文梁涛｜荀子思想新论纲( 三 ) |孟子·离娄上|儒学|孔子|儒家

二、隆礼重法，积善成德
荀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荀子·大略》）的良善秩序，这就涉及礼义法度的建构问题。儒学以仁、礼为核心，仁是价值精神，礼是外在秩序。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是以仁释礼。又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是以礼成仁，认为建构起好的政治秩序便是仁。荀子主要延续的是后一方面，他从性恶心善的角度对礼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做出说明，对儒学理论做出丰富和发展。
荀子明确感性欲望是人的本性，但也清醒地认识到放任欲望可能导致的危险。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欲望、欲求是人性客观表现，但倘若没有“度量分界” ，就会陷入彼此争夺，导致混乱、贫穷。但由于人有理智，有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争夺、混乱的危害，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建构礼义秩序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表面上看，礼义的制定限制了人们部分欲望的满足，但制定礼义的目的则是为了“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是为了更好满足人们的欲望、欲求， “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在这里，群体利益的普遍满足是通过对个体无限欲望的适当限制来实现的，确立“度量分界”方能定分止争，这就是礼的起源。荀子不仅谈礼，也谈法，礼和法相互联系，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礼以周文为典范，以惯例、习俗为基础，是历史文化的积累与传承；法是根据礼的精神制定的各种具体法令法规，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 “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礼具有价值性，侧重对人性积极面的成就，不仅肯定、满足合理的欲望、欲求，同时还包含对人性之善的提升与成就， “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荀子·性恶》）。法具有强制性，重在人性的消极面的节制， “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荀子·王霸》）。礼、法在具体实施中有先后之序，环环相扣而各尽其用， “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礼的滋养、引导与法的约束、控制相结合，构成一套立体、综合的治理方案，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
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重视德、礼的引导作用。孟子道性善，相信在“制民之产”的前提下能够通过教化实现人性的自我启迪与完善， “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但在具体的治理手段、规则上论述有所不足。荀子由于持性恶心善说，既有对人性昏暗面的警觉，又不失对人性中知善、好善、为善能力的肯定，针对人性的复杂就必须予以针对性的规范，是为礼法并举、“隆礼至法” ，对儒家政治思想是一个重要发展。
隆礼重法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需要，也使人的道德完善成为可能，通过学习、实践礼法就可以“化性起伪” ，进而“积善成德” 。儒家向来重视“学”的作用，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孟子基于性善论而将为学功夫转向内省反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荀子则从性恶心善的人性论出发，承认人难以完全依靠内在道德禀赋的扩充自然趋善，而需要通过心的认知能力向外学习，求诸礼义师法，方能“化性起伪”而成就善。 “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恶》）。性虽然不具有礼义，也不知礼义，但由于人有心，心好善、知善、行善，故“强学而求有之”（《荀子·性恶》）， “思虑而求知之”（《荀子·性恶》），可见心乃学习礼义，积善成德的动力和关键。心与荀子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伪”密切相关，荀子的伪首先是指心的思虑功能，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其次是通过礼义师法的经验学习而获得的社会性养成， “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心之思虑是“学”的知能前提，礼义法度是“学”的媒介与对象，心通过学习、实践礼义，最终“化性起伪”而“积善成德” ，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

|施凯文 梁涛｜荀子思想新论纲( 三 )

|施凯文梁涛｜荀子思想新论纲(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