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凯文梁涛｜荀子思想新论纲( 五 ) |孟子·离娄上|儒学|孔子|儒家

由于统类贯通古今，代表了礼法背后的共相、共理，故荀子既讲“法先王” ，也讲“法后王” 。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非相》）。这是主张要“法先王” 。 “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 “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这又是主张要以后王为法。可见荀子并没有将先王、后王对立起来，只是将在实践和认识上有所侧重而已。就法后王而言，荀子认为先王之中并非没有贤人和善政，但当时的礼义法度即使有所传述，因为年代久远，只能略知一二而不够详尽。如果偏执于先王之法，就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做法。先王的法度因为时间久远而未必可以适用于今天，所以，要想了解先王之道，就应当以近推远，借助后王之法来实现对先王之道的把握。另外，法度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是历代圣人圣王积累、改进而成的。因此，后王之法是对先王之法的继承，蕴含着先王之法的精华，它经过了历史的洗涤，在传承的过程中，既根据现实又依据法理有所损益，自然比久远的法度更适合于当时的社会，因此， “舍后王而道上古”（《荀子·非相》）自然是不合理的。但强调“法后王”并不意味着否定先王的合理性，后王之道毕竟是来自先王，是对先王之道的延续和发展。礼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创造、发展、变迁的有机体。 “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于人心者，皆礼也”（《荀子·大略》）。圣贤明哲知通统类因时制宜，缘古礼而推新礼，使礼之内容不断出新，礼之价值贯穿历史，是为“百世可知” 。可见，荀子并不拘泥于古今，虽强调法后王，但也不否定先王，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既法后王，亦法先王。
四、荀子思想与当代儒学重建
通过以上对荀子思想新论纲的概括，便容易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荀子思想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以至于出现了荀学热？这既涉及对儒学的完整理解，也关涉当代儒学研究状况。我们知道，孔子创立儒学，提出两个重要概念：仁与礼。他一方面提出超越性的仁，用仁唤醒人的道德意识，把人的精神向上提、向外推，通过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 “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 “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子路》），主动承担起扶危济贫乃至平治天下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礼，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希望通过“克己复礼” ，确立和谐的政治秩序。前者是“为政以德” ，后者是“为国以礼” 。 “为政以德”强调的是执政者的德性、身教， “为国以礼”则突出礼义制度的重要性。故从孔子开始，完整的儒学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成己安人， “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二是推己及人， “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孔子之后， “儒分为八” （《韩非子·显学》），儒学出现分化，从思想倾向上看，则可主要分为“主内派”与“主外派” 。其中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他把仁落实到心，提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以四端之心释仁，进而言性善，使夫子之旨“十字打开，更无隐遁”（《陆九渊·象山语录》），故后人称为孔孟之道。荀子则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认为礼之作用是消弭纷争，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建构起一套制度礼法之学，故可称为孔荀之制。前者偏重于道德，后者侧重于政治，二者虽互有联系，却有不同的适用范围，遵循不同的原则，共同构成完整儒学的基本内容。但从以后儒学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如果说汉唐时期，由于“孟荀齐号” ，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受到重视的话，那么，宋元以后，随着由“孟荀齐号”到“孔孟一体”的转变，则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孟子地位不断提升，有亚圣之称，《孟子》一书也由子入经，完成了升格运动。荀子地位则不断下降，不仅被排除出道统，还落得“大本已失”的恶评。之后虽然有学者为荀子辩诬、翻案，但始终难以改变尊孟贬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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