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凯文梁涛｜荀子思想新论纲( 四 ) |孟子·离娄上|儒学|孔子|儒家

不过，在“化性起伪”“积善成德”的思路中还存在着一个难题，就是善的来源问题。既然“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而人性又大体相同，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荀子·荣辱》），那么，善究竟从何处产生呢？对此，荀子给出了两个说明。在经验层面，人通过师长教导，学习礼义获得善， “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不过这一回答并不彻底。寻根究底，师长之善从何而来，礼义又是如何形成？上述问题仍有待做出哲学的说明。为此，荀子设定了一个“前礼义状态” ，此时未有礼义法度之分界，一方面，逐利本能驱使人们听从欲望向外探索、相互争夺而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心开始发挥思虑的作用，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荀子·性恶》）。这里的“圣王”实际是某些先知、先觉者， “积思虑”是积众人而非一人之思虑。 “伪故”则是自发形成的礼义规则，故需要“习” 。在此基础上逐渐积累，形成礼义法度，也就是善。可见在荀子那里，礼与善来自于圣贤心思智慧的凝聚，既非一人之思，亦非一时之竭，而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以，礼义与人的关系是辩证的。首先，礼出于圣贤的理性制作；其次，礼形成后即将人纳入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人通过礼的实践过程改造自我，将其内化于心性成为自觉，实现个体的社会化；最后，礼的精神必须经由人来呈现，人也在历史实践中“知通统类” ，使礼义不断发展演进。
在荀子那里，积善成德不仅仅是普通人的修养功夫，同时也代表了荀子对于理想人格的期许和追求。 “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为学需要确立目标，才能让人有所依循。而对于荀子来说，为学的目标则是以圣王为代表的。圣王所体现的可以说是人伦与制度最圆满的人格境界。荀子曾评价仲尼、子弓是“圣人之不得势者”（《荀子·非十二子》），而舜、禹则是“圣人之得势者”（《荀子·非十二子》）。可见，荀子是以尽人伦、极王制作为圣王的理想，是以人格境界是否具备实践内圣之德与成就外王之道的能力为标准的，并不以得势为依据。通达还是穷困往往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而非仅凭个人能力就能决定。所以，荀子虽然承认性恶，但因为又肯定心善，并没有完全否定人的道德自主。君子虽然一方面受情欲的困扰和影响，另一方面又积极地靠近圣人的境界。只不过荀子似乎预设了少数君子、圣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自觉地追求善，而多数常人需要靠礼义师法的教化方可为善，没有将其性恶心善说贯彻到底。
三、知通统类，法先后王
荀子重视礼的生养作用，认为礼是保障社会和谐，达致正理平治的重要手段。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这样蕴含着高度智慧的礼究竟如何能够被制作、产生出来？表面上看，荀子讲“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认为礼是圣人的制作。但若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礼并非圣王凭借一己心思所制作，而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圣人制作礼必须了解礼背后的原则、原理，这就是知通统类。
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既表明了礼的历史延续性，也暗示了礼文背后的某种原则与共理。礼所以能“百世可知” ，就在于其中蕴含的原则、共理使之超越时代而具有恒常价值。战国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绝不言礼与信矣” ，旧的礼制典章早已崩坏，这就需要对制礼的可能与根据做出说明，由此才有可能创制出适合时代的新礼，延续礼的生命。荀子提出“类”的概念，赋予其特殊意义。荀子所谓“类”指同类事物中的共理或共相（universal），即其所以成类的依据。类由共理而成，共理因类而显，凡言类即有共理存乎其中，故曰“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荀子·王制》）， “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荀子言“类”乃是沿历史文化脉络而言，并非纯粹逻辑而是落于经验世界，故其不仅谈类，也谈统。类是类别，以空间言，统是统绪，以时间言，合称之曰“统类” 。荀子以“统类”解释礼的发展，他强调“学者以圣王为师，案（笔者注：乃）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荀子·解蔽》）。这里的“圣王之制”就是圣王所制定的制度规范，这些规范是根据某种原则、义理制定出来的，学者从中推求其潜在的抽象义理，就可打通古今，知常明变，此即“知通统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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