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文革”后期“评儒批法”中 ， 荀子被视为进步的唯物主义法家 ， 地位大大提升 ， 并有压倒孔孟之势 ， 但这种研究是非学术的 ， 看似提升了荀子的地位 ， 实际是对荀子的一种伤害 。 故改革开放后 ， 大陆的儒学研究较多受港台新儒家的影响 ， 而港台新儒家恰恰是尊孟抑荀 ， 继承并延续了韩愈、朱熹等人的道统观 。 如牟宗三先生著有《荀学大略》 ， 认为荀子是“大本不正”“本源不足” ， 影响了一大批学者 ， 如劳思光、韦政通、蔡仁厚、何淑静等 ， 成为港台学界荀子研究的主线 。 不过牟宗三等人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家的道统说 ， 突出孟子、心性的价值 ， 但在具体语境上仍有所不同 。 如果说宋代理学家尊孟抑荀 ， 主要是通过阐释“性与天道” ， 建构形上学 ， 以解决人生信仰和意义的问题 ， 回应佛老的冲击的话 ， 那么 ， 港台新儒家则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 ， 所采取的一种文化保守的立场 。 在他们看来 ， 西方文化虽然显示了强大的优势 ， 但中国文化并非过时的“古董” ， 而是仍具有生命力 ， 具有恒常的价值 ， 此即心性之学也 ， 这在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合撰写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此一心性之学 ， 孟子贡献甚大 ， 而荀子不与焉 。 但港台新儒家学者又深受“五四”的影响 ， 服膺科学、民主的价值理念 ， 故在肯定心性的同时 ， 又希望由心性发展出科学、民主 ， 老内圣开出新外王 。 这种心性（内圣）加科学、民主（外王）的儒学体系 ， 不能不说是十分怪异的 ， 既看不出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 对个人的修齐治平也很难说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 故大陆学者又有政治儒学的提法 ， 认为心性儒学存在诸多弊端 ， 应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 。 但这种政治儒学是以《春秋》尤其是“公羊学”为思想资源的 ， 不仅不能容纳心性 ， 而且是排斥心性的 ， 是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对立甚至割裂的 。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 ， 儒学既有心性的一面 ， 也有政治的一面 ， 如果真有大陆新儒学的话 ， 也一定是心性与政治、内圣与外王并重 ， 是重新处理了二者关系的新的学术形态 。 所谓港台新儒学讲心性儒学 ， 大陆新儒学讲政治儒学的说法 ， 并不成立 。 孔子不仅是心性儒学的倡导者 ， 也是政治儒学的创立者 ， 只是这两大传统分别被孟、荀继承和发展而已 。 当代儒学的重建 ， 不仅要继承孔孟之道 ， 更要吸收并发展孔荀之制的内容 。 这样 ， 荀子的思想和地位便被突显出来 ， 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出现荀学热便是顺理成章了 。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 梁涛提出“新道统”“新四书”的主张 ， 视道统为根源的文化生命 ， 为生生不息、历久常新的文化精神、文化生命 ， 认为真正能代表、反映早期儒学文化精神与生命的应是《论语》《礼记》《孟子》与《荀子》四部书 ， 通过经典诠释 ， 重建儒家思想体系 。 “新四书”与传统四书的最大不同 ， 是肯定和突出了荀子的地位 。
站在当代儒学重建的角度 ， 重新阐释和理解荀子的思想 ， 不难发现他给今人留下一份宝贵财富 ， 在人性论、治理观、修身观、历史观等方面 ， 都能够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
首先 ， 荀子主张性恶心善论 ， 对于人性有更加完整、全面的把握 。 由此推出“义利两有”的主张 ， 既蕴含了对时代风气的纠正 ， 亦避免落入陈词过高的道德说教 ， 而是试图通过礼义秩序的建构把道德的维护与利欲的满足结合起来 。 今天我们在现代社会环境下重建社会道德 ， 同样需要立足人性人情 ， 通过重视分配正义的社会治理机制来综合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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