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ynaz|世界文学新动向｜“他们成为经典作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五 ) 塞万提斯|Loynaz|一代|佩里·罗西

同为同性恋，托宾在20岁左右就阅读了托马斯·曼的全部作品，但当时他对托马斯·曼的一生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伦敦书评》邀请他为托马斯·曼的传记撰写书评，托宾萌生了为其作传的想法，从此这个想法徘徊不去。根据托马斯·曼的遗嘱，其所留存的日记已经在1975年公布于世，而托宾在撰写传记期间对其做了详细的阅读和审视。到真正动笔写作已经是几年前。书中，托宾主要运用亲密式第三人称叙事的叙事方式，这颇有以假乱真之效。
此前，托宾还撰写了关于亨利·詹姆斯的传记小说。亨利·詹姆斯是托宾最喜欢的小说家。 “我喜欢他戏剧化地表现道德话题，但同时又关注感官和时髦的问题。我喜欢他对小说形式的严肃态度，以及他拒绝让读者妄下判断的方式。我喜欢他在写作中坚持微言大义、晦暗含蓄。我喜欢他对人类关系中动机和情感的奇特性、摇摆性的深刻理解。 ”在一次采访中，托宾说道。托宾相信亨利·詹姆斯和托马斯·曼都是由于欲望受挫而成为小说家的。托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你学会想象自己，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从外部看待自己，同时将世界看作是陌生的存在，而不是你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存在。 ”
在爱尔兰社会中，传统的、被接受的东西与实际发生的东西之间，或者说代际之间，仍然存在着冲突，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托宾说道， “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比如贝琳达·麦基翁（Belinda McKeon）和娜奥伊丝·多兰（Naoise Dolan）的作品。爱尔兰仿佛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在家的观念与个人自主生活的观念之间，进行着一场拉锯战。在爱尔兰小说中，两个世界之间的那条鸿沟仍然困扰着那些在家与远方之间摇摆的人。比如在萨莉·鲁尼、贝琳达·麦基翁和娜奥伊丝·多兰的小说中，往往有一个聪明伶俐、机智过人的年轻女性。她已经逃离了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罗网，自信地生活在一个充满短信、出租车、廉价航空旅行、暴发户和流动身份的世界里。但她却来自这样一个家庭——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又以柔和而坚决、怜爱而苛刻的声音对她讲话。
“在年轻的爱尔兰作家中，萨莉·鲁尼、贝琳达·麦基翁、娜奥伊丝·多兰、罗伯·多伊尔和妮可·弗拉特都是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毕业的。在他们的很多小说中，新的权利感在与家的拉扯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一个沐浴在脆弱的世界主义中的自我与一个听起来仿佛属于一个国家、一个世纪和一个心态遥远的家庭之间的冲突。这些作家没有描写作为天主教国家的爱尔兰，因为那个天主教国家已经消失了。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也很少有爱尔兰小说家书写天主教问题。这些作家不是新爱尔兰的例证，不是后天主教爱尔兰的例证，也不是经济大繁荣或大衰退的爱尔兰的例证。相反，他们一枝独秀、自立不拘、行动自由，一点爱尔兰包袱也没有。这种新的文学实践的核心是一种关于自我的理念，认为其他艺术形式都无法像小说一样处理自我的内部运作，认为构成自我的冲突和欲望也许足以满足一个小说家。在爱尔兰，将自我而非家庭或社会置于小说的核心，可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
【Loynaz|世界文学新动向｜“他们成为经典作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在《纽约时报》常设的读书问答栏目中，托宾列出了他认为一份最优秀的在世作家清单：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aszlo Krasznahorkai）、唐·德里罗（Don DeLillo）、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ías）、理查德·罗德里格斯（Richard Rodriguez）、潘卡吉·米舍尔（Pankaj Mishra）、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和斯蒂芬·伯特（Stephen Burt）、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简·克莱默（Jane Kramer）、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e）、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保罗·马尔登（Paul Muld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