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 , 道教神学就将羽化的道士奉为仙官 , 并为他们备有专门的升度仪式 , 谓之“缴箓”或“送度” 。 在这个仪式中 , 道士所佩的“阳凭”必须通过焚化来与受箓仪式中所焚化的“阴凭”合并 。 施舟人允许我在我的《通天之道》(Aux portes du ciel)一书中使用他受箓文凭的照片 , 而这一文凭则被恭敬地安奉于福州天元山顶他自己的“通玄靖”中 。
法箓的授度文凭是一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高度象征意义的授职证明 。 其通过受箓者的生辰、对应星宿、品阶、法职、所属的天界院司、其法坛、道靖之名号、受箓时所得的法器 , 以及从属受命的将帅来赋予受箓弟子以神圣身份 。 1966年 , 施舟人于台南在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的主持下参受法箓 。 在《道体论》(Le corps tao?ste)“众神之师”(? Les Ma?tres des dieux ?)一章中 , 他描述了一次授箓的过程并翻译了十九世纪泉州抄本中的一份“仙简”(?certificat d'immortel? , 译者按:即受箓之凭证 , 参见该书 p.95-96)。 这个话题从未变得如此现实 , 鼎清道长会在何时进入仙界呢?
在今天的语境中 , 不得不注意到 , 这一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不符合唯物论的观点也不符合西方主流的无神论 。施舟人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 其能使部分读者重新评价道教 , 乃至用新的概念重塑曾经备受嘲讽和玷污的道教文化 。 颠覆如此根深蒂固的思潮是人类学的一个胜利 , 也是以改写了西方中世纪史的乔治·杜比(George Duby, 1919-1996)、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和其他历史学家研究的贡献 。 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开辟了福建的田野调查 , 但是他远没有像施舟人那样将代代相传的鲜活的传统与传世文献中的宗教遗产联系起来 。 儒家学者建立了一个道家哲学与二世纪所兴起的天师的道教之间的明确区隔 , 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 尽管施舟人做了许多论证 , 特别是重读庄子的作品 。 道教历史的范围是如此的宽广无限 , 在未来几代人中肯定会有新出版的《什么是道教?》一类的书籍 , 但就目前而言 , 真正回答了这一问题的著述只有施舟人与傅飞岚合作的《道藏通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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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舟人赠与范华的自摄台南田野考察照片 , 背面留有他以铅笔所作题注 。
我经常说 , 一位羽化的道士就像一座燃烧的藏书楼 。 许多道士的传承的确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打断了 , 施舟人本人也没有在他所传承的泉州科仪传统中培养任何弟子 。 然而 , 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大量的学术著作 , 还有非常宝贵的照片、抄本、神像、绘画 , 以及法器等藏品 , 其需要像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的藏书与藏品一样被仔细清点、造册 。 这两个人虽然非常不同 , 但事实上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 他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权威感 , 不断吸引新人来分享他们的理想 。 安德烈·布勒东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我们社会的现代性 , 而施舟人则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 。 我们应该仿照“安德烈·布勒东之友”协会的模式 , 建立一个“施舟人之友”协会 , 所有将他视为生命中重要部分的人可以在这里聚会并延续他的学术 。 施舟人的独特遗产应该与学术界分享 , 以此弘扬道教文化 。 此外 , 他在世界各地的讲学实录也需要被保存整理 。 道教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此 。 除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 没有一个汉学家的国际地位可以与施舟人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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