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千年宝藏，多元历史：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和其故事历史|东博|中国|宝藏|千年|日本

在日本的东京、京都、奈良这几座古都的各个角落，珍藏着众多自古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艺术珍宝。 2011年“笔墨精神:中国书画的世界”特展， 2013年“书圣王羲之”特展， 2018年“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特展， 2019年“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 2020年“文徵明与他的时代”展，这些在日本举办的展览吸引了大量中国书画爱好者前往观看。人们在欣赏这些珍贵的书画作品时，不禁要问：日本国内究竟藏有多少件中国宝物? 这些书画作品又是如何流入日本的?从历史上看，唐宋、明清和清末民初三个时期都有过中国书画传入日本的热潮。本文以东博为例来聊一聊有关日本收藏中国书画的历史以及背后的故事。
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与画》杂志近期对此进行了介绍。
日本收藏中国书画之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奈良、平安时代(8—12 世纪) 。当时，通过遣唐使、入唐僧、入宋僧、民间贸易等途径，从中国带回日本的作品，现在被称为“极古渡”品。至镰仓时代(13—14世纪) ，武家政权成立，禅宗始兴，再至室町时代，足利将军家(15—16 世纪)历代积极收集宋元名画，并因其别墅山庄(银阁寺)位于京都东山地区，得名“东山御物” ，这些现在则被称为“古渡”品。江户时代 (17—19世纪)以后，通过唯一官方认可的港口长崎，诸多明清文人画传入日本，被称为“中渡”品。辛亥革命(1911)前后，北京、上海、广东等个人藏品开始流出，通过罗振玉等人的中介，为日本新兴财阀所收购，这批中国文物则被称为“新渡”品。这四个阶段的渡来品，是日本各时代中国书画鉴赏的主体，由日本的天皇、贵族阶层到武士阶层，逐渐扩大至民间的知识人、企业家、书画爱好者等，收藏范围包括佛经，汉籍，宗教绘画，禅宗绘画，南宋宫廷绘画，浙派、明清文人画，乃至近现代国画等，种类丰富。
东京国立博物馆(下文略称“东博”)的中国书画收藏，可以说是在世界博物馆界中独具特性，它反映了日本一千多年以来的中国书画爱好史。本文追随日本中国书画鉴赏的历史脉络，试图介绍东博收藏中国书画的历史意义和其背后的收藏故事。
一、极古渡、古渡时期──作品的昵称、重裱、裁剪
在东博的中国书画中，来日最久的“居民” ，应数三件被认定为日本“国宝”的7至8世纪的唐代抄本，即《王勃集卷第廿九第三十》《碣石调幽兰第五》和《世说新书卷第六》。日本的“国宝”制度始于1897年(明治三十年) ，根据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即便是非常知名的杰作，刚购买不久的外国作品也不会被认定为保护对象，只有对于“我国 (日本)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的作品，才有可能被认定为 “国宝” 。这三件都甚为符合国宝的条件，它们不仅在中国也是已经散佚的唐代罕见抄本，而且都于平安时代之前就已传至日本。有趣的是，《世说新书(后改为“语”字)》上有朱字“乎古止点” ，这是日本人解读汉文时的标点符号，可见这并非是用以鉴赏的书法作品，而是当时真要读的书本。由此可以了解当时日本的博士家(专门解读中国古文的世家)如何分解汉文、朗读、句句释意，从而一窥当时“中国学”的具体做法和诚挚态度。这三件都是海内孤本，清末来日访书(搜访古籍)非常流行之时，驻日公使黎庶昌偶遇传为南朝梁末名琴手丘公所著《琴谱》的唯一抄本《碣石调幽兰》，非常高兴，立刻将其收入于《古逸丛书》内，罗振玉亦由内藤湖南等引介，得见《王勃集》残片，后来编纂《王子安集佚文》一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日本所流传下来的文物之重大意义，开始弥补相互遗失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