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千年宝藏，多元历史：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和其故事( 六 ) 历史|东博|中国|宝藏|千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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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陈录《新梢带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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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米庵《新梢带月图》考证，收于《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1848)
现存东博的市河米庵旧藏中国书画，大约有八十件之多，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日本19世纪民间收藏中，保存最为完美的收藏作品群之一。可称之为“米庵的时间胶囊” ，其重大意义有二:第一，可知19世纪中日交流中所流通的中国书画的具体面貌。虽然其中不乏赝品，不过这些物品能被视为当时浙苏地方商贾买卖的结果，反映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书画市场、物质文化的实情。第二，东京国立博物馆不像故宫博物院、卢浮宫、普拉多博物馆等，是继承前代帝王的财宝，革命后变成国民博物馆的，而是在1872年(明治五年)成立时就是产业博物馆，与皇室或将军家的历代收藏无关，后来逐渐加强其美术、历史博物馆的性质之后，借由收藏家们的善意捐献，才形成了现在的收藏。米庵家族的收藏和其遗属的捐献活动，真可谓是日本江户时代到近代市民社会的桥梁，决定了东博亚洲美术收藏的方向。
三、新渡品──博物馆、文化财、中国学
1910年，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同讲师富冈谦藏(富冈铁斋子)等人，首次访问北京，拜访端方等宅第，看到了北京旗人的书画收藏，十分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与过去日本的古渡品、中渡品等完全不同收藏体系的存在。 1917年，华北发生水灾，北京的一些收藏家们各出精品为天津水灾的赈灾而举办了京师书画展览会。内藤等人获悉完颜景贤、端方、怡亲王等要卖出其收藏的书画。归国后，为了“给日本人开真正的中国书画之鉴赏眼” ，内藤湖南积极向关西地区实业家推荐购买那些中国书画。现在澄怀堂的李成《乔松平远图》(怡亲王旧藏)、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董元《寒林重汀图》 (完颜景贤旧藏)等关西地区主要美术馆的赫赫名品，基本上皆为此时请来日本。 1911年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等人流亡日本，寓居于京都八年，同时带来了好几箱中国书画、金石等。为了换取生活费，他将这些藏品卖与日本人。在日本时，罗振玉还进行鉴定中国书画和书写题跋的工作，如王绂《秋林隐居图》由广东的孔广陶收藏，民国七年 (1915)吴昌硕题跋后，大正六年(1917)罗振玉在“海东寓居” (京都)再题题跋;同样山本悌次郎(1870—1937)旧藏的文伯仁《四万山水图》，也有罗振玉题签，收入其收藏目录《澄怀堂书画目录》(1931)中。如此正统文人渴笔风格的大作， 19 世纪的市河米庵虽然可能在书上得知其名，然而在长崎是绝对找不到真迹的。只有等到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之后，才终于能在日本见到中国正统的文人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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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建中《草书五言律诗轴》(左)；江户时代市河米庵《草书五言律诗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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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绂《秋林隐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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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伯仁《四万山水图》
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近代西洋式教育刚起步，大部分日本人所受的还是乡村汉学塾的教育，汉学无疑是他们经世济民、人格形成的重要基础。因而许多日本实业家、政治家、学者、书画家喜欢跟罗振玉等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交友，首相犬养毅(1855—1932)也是其中一人。他常与内藤湖南、罗振玉等往来，热爱中国书画，文史修养颇深。尊敬中国知识人的教养，特别喜欢明末清初的忠臣的字画，如倪元璐《书画册》上就有他书写的题跋，赞扬其高洁的人格。由此看来， 20世纪初期日本社会的中国书画收藏与同时期兴起的欧美个人或美术馆的中国书画收藏不一样。后者是从“他者”“异文化”或“艺术品”的角度进行收藏，前者还是以汉学教养为基础，且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直接交往的结果，同时还同对于古典中国道德伦理的憧憬颇有关系。这一中国书画收藏的风潮一直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出版了许多中国美术的研究图版和收藏目录，直到藤井有邻馆(京都， 1926)等私人美术馆开设为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西洋美术收藏也同时兴起，如松方幸次郎(1865—1950)收藏西洋印象派作品等活动亦是在20世纪10至20年代(现上野公园国立西洋美术馆的基础) ，冈山的大原美术馆的开馆则是在1930年。其实无论是收藏中国艺术品还是西洋艺术品，这两者的动机是相同的:在近代社会刚成立的迷茫中，渴望人生理念的人士们，有些去中国古代找寻自己的理想，有些则去西洋近代社会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