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教|龚龑评《讽刺的解剖》｜我们为何而讽刺( 二 ) 英国皇家海军|国教|龚龑评|海

就英国文学而言，这里有一个不必然的关联。蒲柏、斯威夫特等恰好属于英国文学史上所谓的“奥古斯都”作家。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其统治时期，罗马不仅武力强大，文学上也鼎盛繁荣，贺拉斯和维吉尔就是最好的例证。蒲柏曾写诗献给乔治二世，把后者比作奥古斯都，这当然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后世的文学史家也用“奥古斯都风格” ，来称呼十八世纪前半期的英国文学。蒲柏写过“仿贺拉斯诗札”多篇，约翰逊博士的《伦敦》，则是仿朱文纳尔的诗作，都是讽刺文学中的名篇。英雄双行体，是蒲柏诗歌的一大特点，《讽刺的解剖》中译本以散文体来翻译，也未加说明，这是一个遗憾（如第5页、18页等）。
讽刺的“兴起”与 “不从国教”
其实，讽刺（不只是“讽刺独白”）在英国的“兴起” ，和宗教是有一点关系的。宗教改革以降，各教派之间相互攻击，少不了冷嘲热讽，这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尤甚尤烈，本文对此稍加解说，并指出相关讽刺背后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制度化的不公正” 。
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恢复国教（圣公会）的法令，在国内实行宗教歧视政策。此时，相对于“国教徒” ，产生了一个叫作“不从国教者”的群体，他们是“二等公民” ，被剥夺了某些民事、政治和宗教权利。 1661年颁布的《市镇机关法》，要求市镇供职人员必须采用国教的圣餐仪式， 1662年的《信仰划一法》，要求不从国教者服从国教的教义。 1673年的《誓证法》重申：一切官员必须按英国国教会的礼仪领受圣餐，宣誓效忠英国国王，否认天主教教义中的“圣体转化说” 。但这样的压迫政策，并不能贯彻到底，总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调整。光荣革命后，由于《宽容法》的颁布，强制不从国教者在星期天到国教教堂做礼拜，这完全不是政府或教会法庭控制得了的。领受圣餐者的数量，明显地下降了。更有甚者，在信奉三位一体说的不从国教教徒当中，还流行着“偶尔尊奉国教”（occasional conformity）的做法，藉此，这些“二等公民”可以规避《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等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也可以“有条件地”担任公职。当然，也有坚定的不从国教者，拒绝为此而宣誓，哪怕是一年一次也不干。在漫长的十八世纪（1660-1832），曾出现过各种努力，力争要取消《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但均未成功。有了这样的“制度化不公正”的背景，就可以理解国教徒和不从国教徒之间的唇枪舌剑了，不必说，后者是一个弱势群体。《讽刺的解剖》所提及的英国十八世纪的讽刺作品，可以说大多与此有关。
1663年，巴特勒的《胡迪布拉斯》面世，《堂吉诃德》和《乔装的维吉尔》是它的“前文本” ，这首诗嘲讽的对象是清教徒，确切地说，是长老派教徒。海厄特的评价很精当：“塞万提斯有时拿不准是为力图改变和改善这个世界的堂吉诃德说话，还是为嘲笑堂吉诃德徒劳无功的世人说话。但是巴特勒始终知道谁在嘲笑谁，而且断无疯狂会比理智高贵的想法。 ”总之，塞万提斯会觉得，吉诃德是有些可爱的，而巴特勒心知肚明，胡迪布拉斯只有可笑的份。约翰逊博士也有类似的评论：塞万提斯对吉诃德，可谓“略有深情” ，而巴特勒之于胡迪布拉斯，只是“无动于衷” 。中译本在这部分，有一处翻译上的错误，原文如下：“它的主人公‘全无上校的样子（acolonelling）’闯荡江湖。 ” （135页）这句话出自《胡迪布拉斯》第一卷第十四行，原文是， And out he rode acolonelling 。译者大概认为acolonelling中的前缀a ，是用来表示“否定的” ，其实这里的a在语法功能上主要是构成现在分词，并无语义上的变化。这句话的意思是，主人公“像上校一样，驾马而去”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对这首诗有简单的介绍，其中提到“acolonelling against the popular sport of bear baiting” ，也就是说， “驾马而去”是为了阻止民众参与“逗熊”之类的娱乐。这是清教徒道德严苛的一个例证，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记中多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