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教|龚龑评《讽刺的解剖》｜我们为何而讽刺( 三 ) 英国皇家海军|国教|龚龑评|海

再来看德莱顿的《麦克·弗莱克诺》。这是一首滑稽史诗，诗歌标题的意思，是“弗莱克诺的儿子” 。被嘲讽的“儿子” ，指的是当时的诗人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此人日后接替了德莱顿，成为下一位“桂冠诗人” 。德莱顿在诗歌中，硬是把这位“清教徒”死对头与天主教信徒（作者按：即弗莱克诺）挂上钩。当时的宗教斗争，总是和党派相关。 1681年，德莱顿写了《押沙龙和亚希多弗》（ Absalom and Achitophel），这是对“排斥法案”的回应。所谓“排斥” ，就是不让信仰天主教的约克公爵（查理二世的弟弟，后来的詹姆士二世）继位。其实，英国的两党，就是围绕着“排斥法案”产生的。约翰逊博士在《诗人传》中指出，《押沙龙和亚希多弗》是“第一次将诗歌和政治结合起来” ，颇受民众欢迎。在《旧约》里，大卫王爱子押沙龙造反，仰仗的一位谋士，叫作亚希多弗。德莱顿的这首诗，影射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谋反，而那位维护新教利益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的恩主），就成了亚希多弗。德莱顿被沙德威尔唤作“托利” ，作为回应，他称后者为“辉格” 。此时的德莱顿，以国教徒自居，语气咄咄逼人。稍后，德莱顿写了《俗人的宗教》（ Religio Laici; or, A Layman’s Faith），从中读者可以嗅出时代风气的微妙变化，国教徒不得不面对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的诸种攻击，而诗人要求国教徒“保持冷静” 。 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位，德莱顿干脆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他的诗歌《牝鹿与豹》（ 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Part 1）就是一个心迹的证明。这个当口，许多国教徒纷纷改宗，以迎合詹姆士二世。时人和后来的学者，都纷纷推测，德莱顿改宗，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约翰逊博士有言， “如果说德莱顿变节，那么，他是随着全国人而变节的” 。所谓的变节，就是改宗。
最滑稽的是，在这样的“讽刺”大战中，有时会敌我不分。诚如作者所说，揶揄过于含而不露，甚至给人一种发自肺腑的印象的话，就有可能被误当作是冷静的评论者，或者真诚的赞美者。海厄特以《格列佛游记》为例，不太有代表性（15页）。这里不妨举两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1702年，笛福的时政文章《对待不从国教者的最简便办法》（ The Shortest Way with Dissenters）问世。在文中，笛福俨然一个托利党人，提出“整治”不同教派的最佳方案：将这些人赶出国门，或者，干脆将教士处以绞刑。文章发表之初，托利分子并不明白，这是讽刺他们自己的迫害行径，而辉格党人反倒义愤填膺，发毒誓要跟此文的作者算账。稍后，掌权的托利党人恍然大悟，二话不说就监禁了笛福，除了罚款，还让他戴着枷锁，在伦敦街头示众三天。
另一个例子，是柏克的《为自然社会辩护》（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1756）。此文刻意模仿博林布鲁克行文风格和思想原则。博林布鲁克是洛克的信徒，将怀疑论经验主义原则应用于宗教，否认任何基于神启的基督教，其中自然神论的倾向，可谓昭然若揭。柏克的模仿，惟妙惟肖，人们确信，这篇文章出自博林布鲁克或其忠实信徒之手。后来再版时，柏克不得不附上一篇前言，说明自己的讽刺意图，其实，他的矛头也指向伏尔泰和卢梭。顺便说一下，伏尔泰曾被霍安家族送进巴士底监狱，出狱后就逃亡英国，期间受到这位博林布鲁克的盛情款待，通过后者又进一步结识了蒲柏、斯威夫特等。比较而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讽刺较为明显，普通读者亦能觉察到。吉本十六岁时，信仰了天主教，他那位忠实于国教的父亲，为此大发雷霆，干脆送大逆不道的儿子去洛桑，在一个加尔文教士的家里反省。 1757年，吉本恢复了国教信仰，但终生对宗教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本巨著的第十五和十六章，专门讨论基督教兴起和发展，多有嘲讽、挖苦，引起了时人的谴责。为了驳斥这些读者的偏见，吉本撰写了一篇题为“为15和16章中某些段落辩护”的文章，来澄清自己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