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教|龚龑评《讽刺的解剖》｜我们为何而讽刺( 五 ) 英国皇家海军|国教|龚龑评|海

在整个十八世纪，双方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歇。十八世纪末，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猛烈抨击普莱斯，指责他忘记了作为英国国民的义务。普莱斯是一名不从国教者派的牧师，在《爱国论》（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中，公开支持法国大革命主张的民事与宗教自由。激进的女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 1759-1797），虽然是国教徒，却视普莱斯为精神之父，她的《权利辩》是最早答复柏克的文章之一。其中写到， “有人（作者按：此指不从国教者）反对我们的礼拜方式，但在国教教堂之外，他们又无处可以容身，如何祷告或布道，而又问心无愧呢？这位普莱斯博士无非说，他们（作者按：亦指不从国教者）不妨设立自己的礼拜方式，那些不必要的道歉就可一免，也不会招致国教徒的反对” 。你瞧，还是那个老问题。
“讽刺”与女作家
在这本书的最后，海厄特花了不少篇幅来探究“讽刺”的动机。其中提到，许多讽刺作家是因痛感自卑、社会不公，或是被排除在某个利益集团之外，才投身写作的。海厄特所举的例子，主要涉及如下几个因素。阶级因素，比如贺拉斯，他的父亲是奴隶。族裔因素，比如斯威夫特和乔伊斯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拜伦和奥威尔是盎格鲁-苏格兰人。甚至有身体因素，如蒲柏身材矮小、畸形；布瓦洛神经过敏，身体多病；拜伦跛足等（275页）。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因素没有被提及。不仅如此，《讽刺的解剖》几乎没有认真讨论任何一部女作家的作品。涉及的女作家，屈指一算，不过三个。前面提到的伍尔夫，是个“恶作剧者”；蒙塔古夫人，只说了一句俏皮话（259页）。说来说去，只有玛丽·麦卡锡的小说《学园的树林》被提及，但一句话就打发掉了，这本小说的题材是“一名自由主义校长领导下的女子学院” （224页）。
一如阶级和族裔，性别也关乎制度化的权力关系。不平则鸣，谈何容易！有一些群体是不便于鸣，或者不敢鸣的。毕竟，并不是任何不满或者憎恶，都可以直接、真诚或者公开地表达出来。哈丁（D. W. Harding）是一位心理学教授，却因《有节制的憎恶》（"Regulated Hatred"）一文，而留名于奥斯丁批评史。该文起初是他供职于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系时所写的讲演稿， 1940年在《细察》上，未加改动全文发表。文章开篇就指出，对奥斯丁的印象，经过批评家、文学史、大学讲坛和文学报道等层层过滤， “到了读者那儿，已经面目全非” 。哈丁精心挑选了若干小说中别具意味的评论段落进行分析，指出“要是读者当真，就会发现，这些文字正是对大家遵从的社交原则的毁灭性抨击” ，奥斯丁对“井然有序、优雅体面的文明社会，从心底里怀有尊敬的感情” ，同时，对其中存在的“粗俗和平庸，也十分敏感” 。奥斯丁必须寻找一种隐蔽的手法，既能坚持己见，又不至于和亲戚朋友发生公开冲突。 1952年，某一位美国的文学评论家（Marvin Mudrick）干脆说，奥斯丁的反讽是女人独有的心理反应，同时也是自我防护的有效武器。
男女在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异，的确是他们间真诚交流的一个障碍。反讽在伯尼、奥斯丁等女作家的手中，变得成熟丰盈，成了得心趁手的工具，这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分不开。法国大革命之前，洛克关于幸福、教育、自由和必要的权威等观点，得到各种立场作家的认可。传统派也好，时尚派也罢，他们的论辩中，往往包含着共同的词汇。 “情感”是革新者所支持的高频词，但传统人士也希望在家庭中培养健康的“情感” 。然而，随着反动风气日盛，这些词汇的含义，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快乐是道德的督促者，这是约翰逊博士的看法，无可厚非，到十八世纪末，却有宣扬纵欲之嫌；个人独立本来也值得鼓励，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却意味着藐视权威。同样， “情感”越来越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几乎是“滥情”的代名词。英法一旦开战，英国国内的社会舆论，在对抗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时，就更强调民族国家的建设了。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改革热情逐渐转向了宗教和社会领域，比如福音主义者和柏克等，大肆宣传审慎的举止，强调自我牺牲的精神。总之， “民族国家”的号角和宗教的热忱，成为那一时期谋求社会共识的有效工具，不仅被用来证明大英帝国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也推进了文化改革和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