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教|龚龑评《讽刺的解剖》｜我们为何而讽刺( 六 ) 英国皇家海军|国教|龚龑评|海

在整个十八世纪，报刊蓬勃发展，已经为女性话题的自由探讨敞开了大门。但在世纪之交，多数英国女作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何来进一步自由真诚地探讨女性话题，又不卷入革命与反动的政治表态之中；如何来批评父权社会，又不被怀疑传播“有毒的思想” 。不难理解，审慎、谦逊、矜持等变成了十分重要的品质，在行为指南和道德说教小说中，它们成为支配女性行为的主要原则。前面提到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评柏克所谓的“骑士的殷勤”是一种虚假的礼貌。谦逊的确是重要的品质，但要区分真正的谦逊和虚假的谦逊。在沃氏看来，正是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虚假的谦逊和矜持（假正经），包括贞洁的观念，让女性陷入从属的地位，变得不真诚，甚至虚伪。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戈德温，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鼻祖，在同一时期写了《政治正义论》，其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真诚” ，而他的政治小说（ Caleb Williams ， 1794）讨论的是贞洁观念对男性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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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肖像画家约翰·奥皮（John Opie）绘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肖像
在《对现代女性教育制度的批评》（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 1799）中，针对日常对话中的得体举止，保守作家莫尔给女性提出了广泛的建议。谈话是一种“取悦他人的艺术”；淑女们要学会“倾听” ，适当保持优雅的沉默，尽管内心不需要接受。原因很简单，许多男人并不一定欣赏理智的女人。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殷勤和求婚” ，她的原话是：“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优雅的女性，存心想要作弄你，我是一个理智的人。 ”莫尔考虑的是，在不损害“美德”的情况下，将“骑士的殷勤” ，或者矜持和谦逊，转化成为女性的优势。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如此的谦逊或者矜持是道德上的弱点，而对莫尔来说，这可是一套复杂的道德义务。考虑到当时的大背景，哪怕是激烈反对革命的女作家，也得细究其作品中暗含的社会批评，莫尔何尝没有意识到女性的边缘地位。
许多英国女性作家，未必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她们害怕被扣上“雅各宾派”的帽子。当然，她们也担心社会秩序的动摇，或对某些激进诉求，如对个人欲望的张扬等心怀戒惧，不得不来批判改革者的热情，同时，又谨慎地界定了保守和进步人士都认同的中间立场。她们吸收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某些因素，宣扬真正的谦逊和真诚的情感，并将这些作为社会稳定和家庭美德的保障。她们也借助矜持和审慎，巧妙地缩小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柏克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一系列暗度陈仓的手法，如反讽、矛盾修辞和双重情节等修辞技巧，就这样被发展出来，从而含蓄地表达社会批评。难怪在二十世纪晚期， “激进的奥斯丁”“后现代奥斯丁” ，甚至“酷儿奥斯丁”等比较耸听的提法，不绝于耳。颠覆传统的奥斯丁批评，乃至传统奥斯丁的形象，曾一度成为英美学界的潮流。
【国教|龚龑评《讽刺的解剖》｜我们为何而讽刺】这些看似矛盾的阐释，恰说明了讽刺（尤其是反讽）的鲜活力量，通过这些相互矫正的解读，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文学和社会，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解。诚如本书的译后记所说， “讽刺不仅是一种文学类型，更是一种内在于人类存在史、同时为之提供超越可能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现象” 。反讽性的矫正一旦变成文化惯例，也许会缓解“制度化的不公正” ，增强公民的宽容心和责任感，从而促成一个健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