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吴佳燕、王手：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别致的光点( 四 ) |吴佳燕|小说_文化|温州话|写作

?王：
所谓的江湖，文学上的书写确实不少，除了比较“纯粹”的武侠小说，官场小说、事件小说里也都有涉及，还有就是已经文学化了的、人物和事件都带了点江湖意味的小说，我应该勉强属于最后一种。你说的两种情况我都有书写过，比如《软肋》《平板玻璃》，就是广义江湖中的世俗生活；比如《双莲桥》《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就是表现社会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物，但不一定都有黑社会色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毕竟在那个年代，毕竟可以平静地生活，毕竟不是旧社会的上海滩，毕竟没有地盘争霸，没有利益掠夺，没有世代深仇，血雨腥风也是不大可能的。我最近会出来一本书，也是这两则内容相结合的一个集子，出版社给了个书名叫《文江湖》。之所以叫文江湖，还是觉得有那种广义江湖、世俗生活的趣味。这一点，湖南《湘江文艺》的冯祉艾也看到了，她在一篇写我的评论里也提出了这个概念。我的朋友中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物，早年他们也是叱咤温州风云，现在年纪大了，在家里安度晚年。有一个还有老习惯，身边有“走差”跟着，家里有专门的厨师，每天坐下来吃饭都是一大桌人，心里面那个谱还摆着。还有一个学会了瓯绣，一种温州的绣花技法，绣一些花鸟鱼虫，到处当礼品送人，我每次看见他时都会有瞬间的恍惚。说实话，我也是有这种情结的人，我觉得江湖没什么不好，就看你怎么选项。比如讲自律，经常练功，节制不良行为；讲信用，说好了几点到就是几点到，几年后的相约也不会忘记；心里藏得住事，有心拜年端午不迟，有志报仇十年不晚；还有知恩图报、仗义勇为、行善乐事等等，都挺好。
【|面对面｜吴佳燕、王手：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别致的光点】?吴：
就写作的领地而言，您的小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工厂和做生意，它们都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重工业大企业的环境不同，您写的是一群在小工厂、民营企业做事或者做小本买卖的人，而且他们是一条流水线，正是因为有了鞋厂、乳品厂、玻璃厂、竹筷合作社等上游的生产线，才有了下游生意人的销售线。它与温州的城市发展和时代变迁有关，或者说这正是温州城市生活的特色和重要内容。而无论进工厂还是做生意，都有个行业准则和从业经验，即所谓的“生意经” ，也最终都会落脚到跟人打交道上。您关切的正是这五花八门的工厂里和小商品市场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他们热气腾腾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内心。您的小说，或可视作城市文学在新写实谱系上的延续和增长。作为一个过来人，您对此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王：
我目前写作的题材基本是这么几块——情爱、工厂、生意、江湖、家庭生活、中产阶级。最近还写了一组以退休老人为对象的小说，如《二线》，写失去位置后的心理生态；《养匹马怎样》，写退休后想干点有情怀的事；《永远的托词》，写有空伺候老父时面临的新问题；《云中飞天》，写学习老年舞蹈的遭遇；包括这次的《笨狗司派克》，也是写老年人的日常。工厂是我接触最多的地方，我有二十年时间在和大大小小的工厂发生关系，乳品厂是我母亲工作过的，玻璃厂是我父亲工作过的，皮鞋厂是我妻子工作过的，而竹筷合作社，是我第一个拿固定工资的工厂。这里面有我熟悉的情况，我对这些也很有感情，所以自觉不自觉地会常常拿它们做背景，而那些人，也都会活蹦乱跳地跑到我小说里来。温州没有像东北那样的大型工厂，而温州的市场经济又一直比较活跃，所以工厂改制、工人下岗这些典型的困境，表现得不是很强烈，在我这里也反映得比较少，而写的相对多的都是些人跟人之间的日常琐事。 1994年我妻子下岗，我们无奈做起了生意。做鞋材生意，跟鞋有关的生意，在温州都是特色。因此，小店生意、小厂的生存、小老板的经营之道、外来打工者的艰难境遇，成了我关注的对象，也写了大量这方面的小说。 2018年还出过一本以经济活动为内容的小说集《讨债记》，里面的主要篇什有：《讨债记》《第三把手》《市场人物》《乡下姑娘李美凤》《推销员为什么失踪》《斧头剁了自己的柄》等。还有长篇非虚构《温州小店生意经》。有一段时间，生意小说成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标签，李敬泽老师也说“王手的生意经是独一无二的” ，开玩笑哈。生意经，就是要智慧地摸爬滚打，要巧妙地云手擒拿。我们做了二十七年的生意，在去年的后疫情时期慢慢地停了下来，交给了一帮在我店里打工的小孩们去做，我们没有可惜，也没有舍不得，他们在我身边都十几二十年了，像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一样，他们和我们，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单单是生意上的。至于说我怎么会做生意，会经营小店，我的体会是，为了生计，人是有无限的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