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吴佳燕、王手：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别致的光点( 六 ) |吴佳燕|小说_文化|温州话|写作

?吴：
说到短篇小说的创作，我想起您在《软肋》这部小说集前面有篇文章专门讨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写短篇就是要纯粹，有生活不一定有优势，就看我们怎样去解构生活，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生活中有很多残酷的东西，晦涩的东西，这是我一直在极力回避的，我以前告诫自己，要以温暖之心写身边的善良，现在我觉得还不够，还应该支持以友爱和善待的情怀，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加紧修炼的。 ”这可以视作您的写作自白。也因此您的短篇小说往往质地轻盈灵动，在精神上正如谢有顺所说， “有一种仁慈和宽广的东西” 。那么您在写作中是怎么处理一些绕不开的生活生命之重的？
?王：
这是我一篇短文《关于短篇小说的自言自语》里的一段话，里面还有其他话，也陆续在别的地方出现过，比如收获微信公众号和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等，是我一段时间里的一点“断想”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所指的，是介于一些作者对短篇小说的随意，觉得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则消息就可以编成一个短篇小说。所以，我当时说的这个“纯粹” ，应该还包括一些其他元素。我们既然舍弃了许多功利的东西，潜心去做短篇，去磨一个短篇，那么从选材开始就不能随意，应该称得上精心。这个故事应该是放在心里很久的，自己也倾注了感情的，等到时机成熟，再慢慢地琢磨语言、形式、结构、思想。我很欣赏好友陈河说的“我的每一个小说里，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意）。我想，这本身就体现出了他对故事的看重，对文本的谨慎。那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对创作的态度，对自己建立起来的文学的一种尊重。至于写什么，怎么写，是加一些情节做成一个中篇，还是提炼浓缩磨成一个短篇，那就看各人的心趣了。一个故事，一般都有它的多个维度，有人揭露丑恶，有人展现温暖，都是从人性上去考量，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不存在高低之分。而我，我承认自己在写作上是秉承平民情怀底层情怀的。
?吴：
我想，如果硬要把您的小说与传统文化精神扯上关系的话，应该是一个“和”字，是心平气和的和，是和谐相处的和，还是宽恕和解之和，强调的是一种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
你小说里经常提到“心平” ， “心平能做大事业” ，如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 。混江湖的人能在江湖上立足，靠的不仅是一身蛮力，还有心气的平和；做生意的人要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除了精明勤恳，也要有良好的心态。而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到“心平” ，与他们的家庭教养和文化素质不无关系，比如《双莲桥》里“我”因为力气被错当成“埠霸” ，但是真正让埠头生意顺利进行、买卖双方心服口服的，却是“我”的不争无为、人性化管理，这与父母的教育有关，也让“我”在后来的整治中免于一劫。《推销员为什么失踪》中的“母亲”之所以在与半路杀出的生意对手的竞争中取胜，与她光明磊落、遵守规则、追求和谐的经商理念不无关系。
而无论是对于人情世故还是两性情感，还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您都有一种通透感，想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生命的和解。文本故事再险象环生，结尾都可以化险为夷。小说里的人物，无论在生活中遇到多大的事情或内心的波澜，最后总会找到自我宽解或救赎之道，归于平和。是这样吗？
?王：
呵呵，你说得对，你看出来了，我的小说总体上还都是比较平和的，没有激烈的、残酷的、极端的东西。这不是我在刻意为之，而是我本来就是低姿态的。我的祖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的言传身教，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感受。她每天下午把《圣经》摊在桌子上、一字一句诵读的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脑子里经常都是这个画面。每个礼拜天，我都会随她去城西礼拜堂听福音，那种以兄弟姐妹相称的热忱，是我体会过的最佳的人际氛围。她倒没有教导我“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而是让我与人为善，心存感恩。这样的影响让我一生都很受用。即便在“文革”后期、社会治安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我的一些朋友出门都带刀带匕首，有的甚至用自行车链条做成带子系在腰上，好在紧急情况下化为武器。但我没有，我是精心地做了一只“钉拳” ，套在自己的手上，在自卫和自保的前提下，万不得已也不要伤人太重。小说是一个人内心的流露，尤其是短篇小说，特别能看出作者在写作时的那种心劲。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做人做事，都是在和世界和社会做一个和解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完善自己内心的过程。现实中，不公、不平、破败、没落的事随处都有，但动不动就走极端、就杀人放火的，毕竟还是极少数，人们还是要争取希望，去寻求和解。换成小说的做法，写动作容易，写心理难，写极端容易，写和解难，写人性中那点微妙的亮光更难。当年余华写残酷，他写得津津有味，我们也看得非常过瘾，但如果现在还让他写那样的小说，我相信他写出来不会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人在过来之后，看透之后，他的性情是会变的，起码会变得温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