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圣僧八思巴( 四 ) |欧阳江河|忽必烈|北京

余墨：关于《圣僧八思巴》
欧阳江河
《圣僧八思巴》一诗，可以放在我近几年的诗歌写作序列中互读。这个文本序列，包括今年的新作《移山》《活在古层》《算法与佛法》《海上得丘》，去年写的《苏武牧羊》，以及更早的旧作《蔡伦井》《种子影院》《埃及行星》《古今相接》等。此一序列的诗作，除《古今相接》一诗长达 1700 行，其他的诗作篇幅适度，大体介于 100 行－ 300 行之间，文本的构成要素也都具有大致相宜的定式、内驱力、方法与伦理。简而言之，此序列的写作，专注于写作后面的时空幻化、古今接续、地缘之变、认知连带，专注于“存在与不复存在” 的在地性（尤其是地方性），专注于人本之根本，文明之幽暗，且以夹带古层的专注目光去看待眼前人、眼前事物、身边日常。说得更切近、更直白一点，我的写作意图想要提取的，乃是某种夹带古层的当代性。也就是说，浮现于文本表层的诗句，与诗句后面那些无言的、待召的、抽身不在的沉积物之间，存在着有待指认的、总是在位移和折射的、非词非物的，那么一种读与写的复义连带。
而那些非词非物的“沉积物”究竟是什么呢？它所对应的词像与物像各自意味着什么，叠加起来、合并起来、杂糅在一起意味着什么？解体之时、形成之前、消散之后又意味着什么？是从写作的角度去提炼和处理它呢，还是从阅读的角度去触及它、理解它？
要是人们断然不予理睬它呢？
但这些扰人心魂、怀古之思的沉积物，它在。对诗歌来说，它是一个神秘的“攸关”：可以触碰，可以打开，可以扭转，可以对坐（老子说：不如坐进此道）。当然，也可以视而不见。它不是一棵树，不是一座山，不是手机和汽车，不是蝴蝶或留言条。对我来说，重要的并非沉积物本身是什么，而是它背后的曾经是、将是、可能是、未必是，这一系列的“是之所是”之间的“攸关” 。我写《蔡伦井》《苏武牧羊》《埃及行星》，那口古井、那座苏武旧庙、那堆金字塔还在，但“原在”意义上的“是” 已然不在了，只有作为非词非物的“曾经是”“或许是”还在。诸多沉积物，变通为“攸关” ，在写作的层叠与差异中，指认某种是之所是。
我大致认可黑格尔对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之最高形式的意识形态界定：即，诗歌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我也基本认同海德格尔的界定：诗歌彰显超验的存在。在这两种界定中，诗歌都意味着去蔽、显现、攸关，强烈暗示了词像物像与非词非物的认知连带。就《圣僧八思巴》一诗而言，其古层与当代性的认知连带，与《苏武牧羊》相似，乃我内心深处萦绕已久、挥之不去的西域心像。借助此一心像沉积所勾连与彰显的视域，我得以逼视小我与大千世界之间的空有之有、抽身不在、重重指涉。
我无意在细读层面谈论《圣僧八思巴》的文本。只是，扼要交代一下此诗的写作背景。
今年七月，我应徐兆寿之邀去甘肃，在兰州、武威两地待了五天。《圣僧八思巴》的写作和此行有关。从兰州驱车去武威，途经乌鞘岭。山势在车窗外逶迤起伏。我心有所触，似觉前生到过此地。我异常清晰地感知到了某种“前我”般的沉积物。当然，这里面的认知连带不过是：他者之我，可以为错。武威古称“凉州” 。徐教授与我在当地大学有一场题为“西域想象与当代诗意”的开放性对话。对谈之余，我们一行五人（他的三个研究生同行）去了好几处古迹。在白塔寺，我近距离细细观看了八思巴本人书写的“八思巴文”（即元代的官方蒙文）手迹。转世神童八思巴，是十三世纪西藏萨迦教的高僧，十岁时随叔父萨迦班智达从后藏上路，经两年跋涉，十二岁时抵达甘肃武威。十六岁时，八思巴去六盘山面见忽必烈，当即成为忽必烈的上师，为他灌顶，为他讲授佛法。忽必烈称帝后，八思巴成了国师，元朝定都选址北京，正是八思巴本人所定。可以说，八思巴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传法者。他与忽必烈的交往长达三十六年，这种交往所带出的那种跨文明的、超乎武力征服之上的精神内驱力，深刻改变了蒙古人的军事化生存方式。至于如何界定此一“改变” ，尤其是如何在浩阔复杂的汉文化古层圈的环绕之中考察此一“改变” ，无疑蕴涵了太多的沉积与扭曲。作为一个诗人，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改变后面的那个“变之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