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2日 , 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修桂逝世 , 享年87岁 。 先生逝后 , 学界师友以各种形式表达悼念 , 感怀先生的道德与文章 。 清明之际 , 追思故人 ,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选取一组文章 , 与读者分享 。
由秋而冬而春 , 我终于慢慢地接受了张修桂先生远行的事实 。
上学路上 , 不会再期望在将到学校时 , 马路右边的人行道上远远地出现一个牵着小狗的身影 , 让我兴奋地过去对他问候一声“老师好!”坐在办公室 , 也不会再突然响起一阵激越的捶门声 , 然后他探着身子进来打个招呼说:“你在干嘛?噢 , 我没事 , 没事 , 就是来看看你!”说完马上转身退出:“好了 , 你忙吧 , 我走了 , 走了!”
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的修桂先生 , 再也不会回来了 。
过去这半年中 , 我无数次想起跟修桂先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 但每次坐下来想写点什么 , 都不知从何下笔 。 三十二年 , 难以忘怀的往事实在太多了 。
一
最先知道修桂先生的大名 , 是在我本科阶段 。 《历史地理》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一篇长文《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 。 那是一篇份量非常重的文章 , 现在看 , 早已是历史自然地理(准确讲是历史地貌)领域的经典文献了 。 那本创刊号1981年出版 , 上市不久我就在长沙水风井的古籍书店里买到了 。 读过后 , 对这篇文章印象尤其深刻 。 1985年 , 我跟着何业恒先生做本科毕业论文 , 选题是导师建议的《南洞庭湖的由来与演变》 , 自然少不了对张先生那篇文章反复地认真揣摩 。 那篇文章构成我当时的工作基础 , 对作者印象之深可以想见 。
1990年秋 , 我来沪上读博 , 这才见到修桂先生 。 那时史地所在文科楼八楼东头 , 他办公室在东头面对资料室的《历史地理》编辑部里 。 大概是第二学期 , 他开历史自然地理课 , 教室就在他办公室 。 我虽然为博论的事焦头烂额 , 也跑去听了几次 。 在课堂上就洞庭湖和下荆江的相关问题跟他讨论过 。
没过多久 ,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借我的那本书好还了!”我很诧异 , 根本就没有的事 。 他看我毫无反应 , 好像也有点诧异 。 过了段时间 , 我问他书找着没有 , 他说找着了 。 我问他为什么怀疑是我借了 , 他大笑 , 用手比划着说:“上课时你不是坐在我这个方向吗?我就记得是一个坐在我东北方位的人借了 , 我就记在你头上了 。 后来借书那位也坐在那个位置上 , 时间差不多 , 我就把你跟他搞混了 。 哈哈哈!”
张先生的这番解释让我更吃惊 。 那之前我在地理系读过七年书 , 从没有哪位老师教过我用这种方式记东西 。 后来我体会到 , 但凡要记的信息 , 只要加上一个空间属性 , 确实要鲜活得多 。
做博论那几年九死一生 , 我的方向又与张先生的领域相去甚远 , 实在没有多少机缘跟他深入接触 。 等到慢慢地跟他熟悉起来 , 已经是我留所工作以后 。 而此时我们共同的朋友又多了一位张晓虹 。
二
修桂先生是那种一眼望去就知道能成为好朋友的人 。 但我、他和张晓虹在前后十来年的时间里能够频繁接触 , 其实也很拜当时史地所空间条件之赐 。
那时史地所还有研究室的建置 , 每个研究室才一间办公室 。 我所在的房间本来摆着周振鹤、卢云两位先生的办公桌;卢云出国了 , 周先生喜欢买书 , 到我毕业时 , 房间里还能腾出一张给我办公的桌子;到张晓虹毕业时 , 房间里已经是满满当当 , 不要说再摆一张书桌 , 就连站一站 , 都要量地度民 。 于是乎 , 张晓虹每天到所里来 , 除了打开办公室朝里面望一望 , 就是去资料室呆着 。 要找人说话 , 就得站在走廊上 , 或是去张先生那边 。 因为都在华东师大毕过业 , 张先生亲切地称她“小师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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