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王钦｜迈向主权的“外部”——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疏解( 二 ) 主权|形象|王钦|寓言|君主|动物

这个作为野兽的君主，同时也是野兽的君主（或半君主），这个君主性的野兽，本身必须是双重性的：既是狮子又是狐狸。因此，一个君主同时是人、狐狸和狮子，他分割或增倍为三个。（129页）
通过调动不同的寓言化的野兽形象，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详细描述了君主（或潜在的君主）在面对不同的政治处境下应该采取的行为模式；不过，对德里达的当下的考察而言，重要的不是马基雅维利由此得出的一系列论断究竟是延续还是中断了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是这种主权者形象的寓言化将同样在霍布斯、卢梭、施米特等一众政治思想家那里出现。也就是说，通过调动种种野兽或动物的形象来刻画主权者，事实上成为被认为是科学的、客观的、非寓言性的政治理论中的一种持续的认知模式。在这种被德里达称作“类比逻辑”的操作中，主权者的形象和野兽的形象一方面在寓言的层面上被连接甚至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处于截然不同的高低两极。我们自然会期待， “解构”的工作便是分析或描绘主权者和野兽在这两个层级之间相互移置、渗透、变换的过程。
但在此之前，我想提到一点：众所周知，德里达在九十年代后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议题，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试图澄清“解构”工作的性质和特征。尤其是在研讨班中，他会不断地提醒听众“解构”的目的、方法、动机。 “解构”不是为了破坏甚至攻击，更不存在什么先“解构”后“建构”的操作；在此，我从德里达的自我说明中摘了下面这段方法论性质的论述，希望可以提示德里达在这次研讨班中通过“解构”试图达成的目标：
在这次研讨班中，我认为目前我们能给予自己的唯一准则，就是不再依赖于通常被信赖的、介乎所谓自然与文化、自然与法律、physis（自然）与nomos（法）、上帝、人、动物或“人的固有性质”之间的种种对立性边界，也不要将一切混为一谈，急于通过类比逻辑冲向各种相似性和同一性。每次我们对一个对立性边界提出质疑时，要做的不是得出“同一性”这个结论；相反，我们必须加倍关注差异性，在一个重新结构起来的领域内强化我们的分析。（36页）
德里达反复强调， “解构”必须是一项耐心的工作：所谓耐心，指的不仅是心理状态，更是“解构”的节奏本身——必须关注每一处细节、每一个矛盾，必须深入每一个文本的肌理，必须测量和评估每一种对立的构成性原则。在最直白的意义上，这意味着“解构”所通往的，并不是将山川和沟壑拉到一样高或一样低的地平线上，而是改变整个文本的地貌并由此揭示文本得以运作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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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1930-2004）
二
尽管以“野兽与主权者”为总题的研讨班进行了两次，但和其他的研讨班类似，德里达在这两卷中的考察并没有太大的延续性，因此可以将两者视为相对独立的著作。就眼下的“第一卷”而言，其中涉及了许多哲学的、文学的、政治的、历史的文本，相互之间的关联几乎都是由德里达的论述本身所建立和推动，因此并不严格遵循一条思想史发展的脉络；不过，我认为两条贯穿始终、相互交织的问题线索还是相对清晰的，也能帮助我们快速确定德里达论述的基本走向。而这两条线索分别可以概括为标题中的“野兽”和“主权者”——此话怎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