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王钦｜迈向主权的“外部”——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疏解( 五 ) 主权|形象|王钦|寓言|君主|动物

关于“兽性” ，德里达通过对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考察，揭示了“人和动物的差异”如何刻写在精神分析对于“无意识”的理解之中。我们知道， “无意识”往往也是一个将人区别于动物的参照。而拉康对于人的“兽性”或“残忍”的强调，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将动物从政治和法律领域中排除了出去：
将人区分于野兽的是法律，是对法律的体验，是超我，因此是通过犯罪触犯法律的可能性。归根结底，与动物相对的人可以遵守或不遵守法律。只有人具有这种自由。因此，只有人可以成为罪犯。（147页）
这种排除背后的逻辑，是“反应/回应”的区分：拉康认为，人能够做出意识性的、认知性的“回应” ，而动物只能对外部刺激做出本能的“反应” 。德里达在对拉康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之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里的问题不是取消所谓反应和一般所谓回应之间的一切差异。重要的不是混淆我们按下电脑按键时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向对话者提问时发生的事情，更不是为拉康笔下的“动物”赋予他所谓的“主体性”或“无意识” ，使得人们能够（例如）将这个动物放在一个分析性情境中。我的保留意见仅仅关乎这个将反应和回应区别开来的边界的纯粹性、严格性和不可分割性。（167-168页）
在这里，德里达同样没有给出明确和积极的所谓“替代性方案” 。人们很可能会问：就算拉康提出的概念边界是不牢靠的、可疑的，那又怎样呢？——对此，德里达或许仍然会强调解构的“耐心”的必要性，不过，他的工作也同样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警示：也就是说，在我们谈论法律、谈论政治、谈论权力、谈论动物保护等各种与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休戚相关的议题时，我们往往会、甚至不得不动用许多概念（如“权利”“理性”“公平”等等），而很少意识到这些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它们的预设以及（在非常接近尼采和福柯的意义上）它们内部包含的各种力量关系。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一种知识考古学式的考察，或意识形态批判式的考察，甚至是往对方身上泼脏水式的辱骂，能够代替具体论点的对话和交锋；而是说，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诸多概念作为必要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它们的后果、边界和前提。 “批判的武器取代不了武器的批判。 ”
其次，第二条线索的变化。在考察了“愚蠢”这一被认为是人所固有的性质之后，德里达巧妙地将它和“主权者”的自我确立联系起来：具体而言，德里达的论述是通过两个形象展开的——即瓦莱里的小说《泰斯特先生》中的“牵线木偶”和拉封丹笔下的“阳具”隐喻。在这里，我们省略德里达的细致解读，直接涉及他由此引出的两个关于“主权”的论断。第一，在自我确立和自我定位的意义上，主权权力的特征是超越一切可衡量的尺度， “比高更高，比大更大”：
一般意义上的权能、主权权能，就像所有特殊的权能一样，无法在大和小的对立性框架中得到规定。权能可以由最大者的力量实施，也可以由最小者的力量或狡计实施；这相当于说，在这一情形下，小不是大的反面。重要的是“更甚” ，是“更甚”的经济/构造，剩余的经济/构造或增补的经济/构造，最小者可以比最大者更有力甚至更大。（348页）
德里达形象地以卫星探测和随身监控设备等技术为例说明，主权权力不是数量上的、可视的宏大，而始终遵循着无法被计量、无法被测算也无法被预知的“自我确立”的构造（对于任何熟悉福柯的权力论的读者而言，这一点都不难理解——只不过，福柯认为这种现代的权力展布方式是对古典的主权理论的超越而非其变体）。更重要的是，遵循这种“无法计算的算数”、这种“无底地加码的经济”的主权者，在德里达看来，恰恰是在此过程中逐渐被“转化为物体” ，从“‘谁’变成‘什么’” （268页）——这么说是因为，一方面， “主权的根本属性，是主权的绝对挺立，没有弱点或没有萎靡，它是主权那唯一的、坚硬的、牢固的、孤独的、绝对的、独特的挺立” （288页）；然而，另一方面， “愚蠢”“兽性”或其他被认为是人所固有的性质，都意味着占据“主权者”位置的人（们），越是接近上述主权的特征，就越是丧失人的人格性特征。对于这个悖论，德里达论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