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王钦｜迈向主权的“外部”——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疏解( 六 ) 主权|形象|王钦|寓言|君主|动物

如果phallos ，如果挺立的阳具是一台机器，但同时也是主权的属性，我们就可以认为，主权的这一属性，它的威严属性、高贵或竖立的高度属性、它的至高性，不是人的属性，不属于人所固有的东西，事实上也不是任何一方所固有的东西，既不是动物所固有的，也不是上帝所固有的。（298页）
于是，就“野兽与主权者”这个总论题而言，真实存在的动物、身体和物理意义上的动物始终被事实性地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但动物或野兽又在寓言和符号的意义上在人类共同体内部、在人类的语言内部、在人的固有性那里，留下了不可抹除的踪迹；与此同时，我们经由第二条线索通达的，事实上是另一个幽灵般的“主权者”形象：他一方面不断调动和借助动物和野兽的寓言来自我展现和自我表达，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坚持自我确立和自我证成、自洽和自足，另一方面则在绝对的、不可衡量的意义上，在没有限度的意义上，越来越靠近一台自动装置，一架非人格的、无生命也无意志的机器。这是任何主权者所面对的根本困境；不过，这并不是主权权力本身的困境。哪怕它不是人或动物或上帝所固有的，主权权力似乎仍然可以主张自身的绝对性、至高性、自我规定性。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如果德里达认为不存在“主权的反面” ，那么是否存在主权的“外部”？我的意思是，是否能够设想另一种主权，另一种绝对性，哪怕仅仅是因为，在法语或英语的使用中， “主权”一词同时还意味着“自主性”？
四
我认为，德里达在解读策兰的《子午线》时，恰恰向我们提示了这种可能性。这里的关键词包括“时间”“他者”和“给予”——熟悉德里达的人不难发现，三者都是德里达后期著作中的关键词。让我们引述德里达关于策兰的两段论述：
诗歌的这种此刻—当下，我的此刻—当下，点状的我这里的点状的此刻—当下，我的在此—此刻，必须任由他者的此刻—当下、任由他者的时间说话。它必须留下时间，必须给予他者时间。（309页）
问题不是一种民主辩论，即人们根据时钟的管控而在辩论过程中留给对方说话时间……问题不是话语的时间，而是留给他者，也就是给予他者[时间] ，同时这不是什么慷慨行为，而是通过彻底抹除自己来给予他者它的时间（给予在此就是留给，因为人们给予他者的，只能是他者固有的、无法消除地固有的东西）；问题不仅是要留给他者话语，而且要任由时间说话，任由它的时间说话，任由它的时间那里、他者的时间那里最为固有的东西说话。必须任其说话的东西是时间，是他者的时间，而不是给他者留出时间说话。问题是任由时间说话，任由他者的时间通过他者最为属己的固有性说话，也就是通过他者最大的他异性说话——它作为他者的时间，发生在、我任由它发生在“我的”诗歌的当下时间之中。我任由它发生/来临、我任由那（从他者那里）来临的事物发生/来临，这个“任由”并不表示无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态，尽管某种被动态是这里需要的；相反，它是事件得以降临、事情得以发生的条件。是的，如果我不是任由它发生，而是促使它发生，那么事情就不会发生。（311页）
德里达在讨论策兰的文本时，反复强调了其中的“也许”一语：这种可能的另一种自由、另一种时间、另一种威严，乃至另一种主权，不是一种斩钉截铁的命题或论题，而始终是“文学空间”（布朗肖）所暗示或承诺的可能性。与既有的自洽而自足的“主权者”的自我表述相对，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德里达在《友爱的政治学》等著作中提出的“消极的决断” ，一种在“自我同一性”确立之前、在主权性的主体确立之前，拥抱他者、让他者的他异性到来、让他者说话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