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王钦｜迈向主权的“外部”——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疏解( 三 ) 主权|形象|王钦|寓言|君主|动物

首先，就“野兽”这条线索而言，它包含的主要问题是前面提到的本体论层面上人对于动物的先验的优越性，以及由此反映在政治领域中的对于动物的排除；同时，它也由此包含了“人与动物的区别”这个非常棘手的哲学问题。众所周知，在1997年所做的一次演讲《我所是（追随）的动物》中，德里达问道：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动物”这个词来概括这么多差异极大的生物，哪怕（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在生物学的层面上，一个人和一只猿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一只猿猴和一条蛇的差异？而在这次研讨班中，德里达说道：
我们不能满足于指出，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被认为是“人类固有”的性质同样属于其他生物；我们同样得反过来说，被认为是人所固有的性质，并不纯粹而严格地属于人类。（90页）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以人与动物的主宰/被主宰关系的先验性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政治表述，都可能变得松动、可疑乃至引起争议。而另一方面，处于政治地位上的相反两极的主权者和野兽，又在“外在于法律”这一点上变得相似起来：
野兽、罪犯、主权者共同分享/分割着这种“外在于法律” ，他们有着令人感到棘手的相似性；他们彼此呼召、彼此联想，从一个到另一个；在主权者、罪犯和野兽之间有一种难以捉摸而充满魅力的共谋关系，甚至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相互吸引，一种令人不安的熟悉感，一种诡异的（unheimlich/uncanny）相互纠缠。动物、罪犯和主权者，二者——三者都外在于法律，远离或高于法律：虽然看上去位于不同的极端，位于彼此的极端，罪犯、野兽和主权者却奇特地彼此相似。（38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德里达在研讨班中激烈地批判了阿甘本的著名著作《牲人》，但恰恰是在后者中题为“门槛”的一节里，阿甘本通过对一则中世纪诗歌的解读，指出了主权者和“狼人”（werewolf）之间的相似性，在相当程度上分享了和德里达相同的问题意识。这一貌似显得“抖机灵”的观察，事实上意味着：结合之前提到的主权者的寓言化，从人和动物的本体论秩序出发所建立的政治秩序和架构，最终悖论性地使得动物的形象如幽灵一般重新回到了具有最高政治权力的主权者那里，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以为先验地将动物、疯子、虚构、幽灵（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从所谓严肃的政治理论中排除出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自足而自洽的、自我证成、自我解释、自我完成的制度设计，但事实上，这些被排除或压抑的东西总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归——从将来“回归” 。我们接下去还会看到这条线索的进一步变化，不过在此之前，先让我提示此次研讨班中的第二条线索，即一条关于什么是“主权者”、什么是主权权力的线索。
德里达通过法语词性的差异（阴性名词“野兽”和阳性名词“主权者”），暗示了包含在“野兽与主权者”这组对比中的性别差异：
野兽经常是被征服、主宰、家禽化、统治的生物，就像（这个类比绝非无关紧要）女人、奴隶和孩子。 ……这一性别差异似乎也确证了另外一点：主权者通常出现在君主、主人、首领、家长、丈夫等男性形象中——出现在自我的自我同一性（l’ipséité de l’ipse）的男性形象中。（101页）
在考察《狼与小羊》《牝犊、牝山羊、母羊与狮子的社会》等寓言时，德里达指出，这些寓言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形象（狼或狮子）总是男性形象，并且这些占据统治地位的形象总是自我宣称自身的统治地位和主权权力的正当性。因此， “主权概念总是带有这一定位、立论、自我立论、自我定位的可能性，即那个将自己设立为 ipse、自己、本人的人” （102页）。对此，我们或许更熟悉施米特在《政治神学》（1922）开头的表述：主权者即决断例外之人。这句话的重点并不在于主权者为“什么是例外”规定明确的标准或界线；恰恰相反，它的重点在于，主权者必须为包括“常规”在内的政治秩序本身做出规定——不是依据某个客观标准做出规定，而是依据自身的“决断”、依据自我确立、自我设立而做出规定。这是一种近乎“无中生有”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尤其是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单位而言——“主权”似乎不存在它的反面：毕竟，一个国家要么拥有独立自主（即主权），要么丧失主权而沦为他国的殖民地或附庸国。当然，施米特的论述是为了证成主权决断，而德里达则是为了解构主权决断的运作方式。因此，德里达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