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是什么意思( 四 ) _撒克逊

法国的文学作品在推动盎格鲁-撒克逊概念成型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1870年代起，各种影响广泛的经典文学作品，几乎就没停止过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赞赏。著有《海底两万里》的儒勒·凡尔纳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多次提出“古朴刚毅”(hardy ruggedness)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独有的美德。与此类似，小说家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和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则将盎格鲁-撒克逊人描绘为一个极度自律、诚实且言谈直率的群体。这种印象与一个具备帝国主义者气质的人相当契合：在征途中，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怪?。?要想办法适应复杂的天气和意料之外的挑战。20世纪的头十年是帝国主义扩张的高峰，法国精英想要找到使英国人得以在这个扩张游戏中胜出的根本原因。这种倾向又助长了以下的想象，即教养(upbringing)与教育的结合——当时的法国人还得不到这两样东西——乃是其中的奥秘所在。
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凭一己之力瓜分全球的企图昭然若揭。”
当法国认识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内在的危险性时，他们想要仿效的欲望更加强烈了。在一战后的那些年头里，右翼政治思想家查理·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全世界并将拉丁民族甩在身后的可能性深感忧虑。这种对于文明“衰退”和“消逝”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国天主教的推波助澜。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确在帝国主义争战中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保守派人士圈子里，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美国——代表着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与过度竞争的资本主义。两次大战间法国社会纽带的撕裂状态，令天主教思想家惴惴不安，这种情绪在大萧条时期达到了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概念顺理成章地沦为了提出上述批评时的便利靶子。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律、个人主义与职业伦理，同时便是在告诫法国人，提醒他们在吸取“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时也要警惕其危害。
二战结束后，法国人再一次频繁地谈及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次小高潮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解释的。随着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英国也开始倾全国之力来对抗法西斯主义。在1940年法国战败的屈辱局面下，盎格鲁-撒克逊人看起来又一次走在了法国人的前头。诺曼底登陆的符号性意义——盟军正是从法国北部开始对西线的全面反攻的——以及戴高乐没能参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这一事实，都不过是证实了法国人长期以来的确信：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想要和苏联合谋“吃独食”，径自瓜分掉这个世界。就此而言，1940年代中后期法国国内大量的论文与散文，都聚焦于新时期下的“盎格鲁-撒克逊威胁论” ，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在谷歌的数据库中体现为非常显眼的一个高峰。与1860年代及1890年代后期类似，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概念的运用，再度与全球冲突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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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如何解释近来这个增长趋势呢?自法兰西帝国于1950至60年代渐次解体以来，法国就没再参与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了，也没跟英美军队交过手。进而，法国人所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概念之下隐藏的种族主义意味，也愈发声名狼藉。一直以来，这个说法作形容词使用的最常见场合是短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la race anglo-saxonne)，但1970年代以后，此类用法逐渐成为禁忌。如今，我们在谈到诸如“英国人”“法国人”这样的国族群体(national groups) ，或诸如“欧洲人”“南亚人”这样的地区性实体时，仍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当我们像1910年代的莫拉斯那样谈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斯拉夫人”或是“黄种人”时，我们便多少会留个心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