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文斯基诞辰140周年｜一个双重流浪者的寻乡路( 二 ) |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巴赫|毕

瑞士避难期间，斯特拉文斯基有过两次重要的旅行，分别是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可以说，这两次旅行对斯特拉文斯基逐渐走出“俄罗斯风格”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俄国民族既相似、又相左的西班牙民风”表现在他1917年创作的四手联弹《小品五首》中，而在意大利的旅行中，不仅那不勒斯的风格影响到了未来对于《普尔钦奈拉》（1919）的创作，与另一位艺术大师的会面仿佛让他看到了自己一生的影子，他就是毕加索。这位以风格多变著称的艺术大师对斯氏美学风格的形成和探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后来，斯特拉文斯基被公认为“音乐界的毕加索”），而他的音乐杰作又对20世纪的舞蹈、绘画甚至是诗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诗人埃兹拉·庞德曾说：“斯特拉文斯基是世上唯一一个音乐家，让我可以与之取长补短的。 ”
一战后，斯特拉文斯基举家移居法国。在这个世界艺术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艺术家们开始对世界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并通过各自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新古典主义是其中一股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浪潮，不论是毕加索的绘画、纪德的小说还是瓦雷里的诗歌，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有着新古典主义的痕迹。斯特拉文斯基也开启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型——走向新古典主义。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将在我的新作品中回归巴赫。这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我没有将自己朝巴赫的方向，而是朝单纯对位的那种充满光明的观念发展，这种观念在巴赫以前很久业已存在，而他被视为其代表人物。 ……我不再寻求扩大音乐表现手段的范围，我寻求的是音乐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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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与斯特拉文斯基合影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斯特拉文斯基在法国生活了近20年后，再次被迫流亡。流亡似乎构成了他一生的宿命，从俄国到瑞士，从法国到美国，一生的颠沛流离与他在千年音乐历史中的游荡形成了某种命运般的呼应，他的最后一部歌剧《浪子的历程》（1951）中那种苦涩的身世之感成为了其一生的隐喻。从五十年代开始，斯特拉文斯基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但其“音乐生命却依然旺盛” ，他发现在青年作曲家中广泛流传的十二音作曲法后，又重新燃起了对于“序列主义”的兴趣，于是以古稀之年的高龄再次投入到新的音乐理想中，并为之一直创作到生命的尽头。
整个音乐历史的流浪者
意味深长的是，斯特拉文斯基在千年音乐历史的游荡之开端，正好与他的祖国于他不复存在的时刻差不多吻合，他明白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是瑞士，还是法国，抑或美国——都无法代替他的祖国，于是他便在音乐的国度中找到了安放自身的原乡。是的，他唯一的祖国，唯一的安身之处，就是音乐，就是一切音乐家的全部音乐，就是音乐的历史。于是，他成了一个流浪在整个音乐历史中的游荡者，他决定在其中安置自己，正如另一位中国古代的伟大流亡者苏轼的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在那里，斯特拉文斯基最终找到了他仅有的同胞，他仅有的亲人，从佩罗坦到勋伯格，从马肖到韦伯恩，正是和他们，在千年音乐历史的河畔，他开始了至死方休的漫漫无期的长谈。
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妙见，延续一千多年的欧洲音乐历史分别经历了两个半时。上半时的象征顶峰是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下半时的开端则以最初的古典主义音乐家的作品为标志。显而易见，两个半时存在着巨大的美学鸿沟。然而，一个基本而普遍的经验是：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下半时美学的熏陶。音乐历史的下半时不仅将上半时遮挡的黯然失色，而且将其压抑住。巴赫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遗忘的历史境况揭示了这一点。蒙特威尔第和巴赫构成了千年音乐历史的种种倾向的第一个交叉点：它是两种相对立的音乐美学的遭遇之处，前者建立在精巧的复调音乐的基础上，后者则建立在标题性主调音乐的基础上，并强调音乐的表现力。这预示了音乐由上半时向下半时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