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变成了一个“父不如子”的社会？一位教授的28年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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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本文为周晓虹教授2017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上的演讲，来源于上观新闻)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文化反哺：网络时代代际关系的新趋势” 。实际上，这个概念已经困扰了我整整28年。当下身处的这个大变革时代赋予我们太多可资研究的课题，以生命之有涯对知识之无涯，是需要勇气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与父亲对西装态度的迥异以及后来父亲态度的变化，使我开始反思父子之间态度差异的根源为何；另一方面，当时我翻译了一本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我就提出了“文化反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年长的一代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年轻一代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物质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影响，这样的过程我称之为“文化反哺” 。
▍“文化反哺”因何而产生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群共同体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集合，自然也包括了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客观化的物质实体。传承性，是就代代相继、绵延不绝的人群共同体即代际成员而言的，传承不仅使得人类的创造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代代相沿，而且使得每一代的人都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文化，这为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基础。古往今来，因为时间流逝的一维性，文化的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而接受传承下来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的一代人，会再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可得资源和自身需求创造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由此，在器物的制作尤其是使用上， “手把手”的教导是父及子、师及徒最为常见的传承方式。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的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所称的“文化反哺” ，即那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使得传统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断裂。原先的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之一。
我们知道，社会变迁在20世纪以后变得非常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化的速率，丹尼尔·贝尔教授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来临》中说， “任何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与其父辈和祖辈同样的生活的世界” 。第二，规模，包括人口、经济和知识的变化规模都在空前增长。中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我在《中国体验》一书中曾说过：这个世界发生过1亿人的现代化——日本，发生过2亿人的现代化——美国，发生过3亿人的现代化——欧洲，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13亿人的现代化，只有中国，中国的变迁真的是又大又宽。改革开放前，中国的GDP约2650亿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巨大变迁是在将近40年间完成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是很重要的变量因素，我2003年、2004年在北京做访谈的时候，一个师傅告诉我，他的工厂里面四五十个工友没有一个读过大学，但是他们的孩子全部在上大学。这说明就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两代人之间发生了天壤之别，没有这样的差异，文化反哺就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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