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术界红山文化研究动向述评( 二 ) |韩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

宋银淑在研究朝鲜半岛南海岸的新石器时代之字纹陶器时指出，朝鲜半岛的之字纹陶器多为尖底壶罐类陶器，且多为纵向之字纹，中国东北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多为平底筒形罐类陶器，且多为横向之字纹，二者存在较大的区别。 [18]林尚泽冷静地考察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他以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虽然包括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主要流行之字纹陶器，与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的（横向、纵向）鱼骨纹（即之字纹）还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压印、刻划等施纹方法以及器表纹饰布局等方面还是具有较大相似性的。 [19]洪恩卿以之字纹陶器为对象进行了综合研究，她指出在中国东北地区，之字纹陶器首先出现在辽西地区，然后向周边地区扩散，而在整个之字纹陶器的衰退过程中，辽西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又是最后衰退的，体现了这一文化传统的原生性与持久性。 [20]
以上可以看出，前两个阶段韩国学术界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主要还是将其置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做的基础性研究，介绍性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则刚刚开始。
二、近来动向
自2006年辽宁省博物馆“辽河文明展”开展以及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的魏家窝铺遗址、柳树林遗址，通辽市的哈民忙哈遗址与辽宁省朝阳市的田家沟遗址、半拉山遗址、马鞍桥遗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与资料刊布，韩国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红山文化为研究对象，针对红山文化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这期间，相关学术会议与论文发表都较前两个阶段有所增加，我们将与此有关的研究，归结为近年来的新动向，综合整理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某种意义上，两个阶段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有重合，原因是学者们的研究倾向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赵法重、金正烈、裴炫俊以及中国学者梁大彦都曾在韩国撰文，讨论与“红山文明”有关的问题。梁大彦认真梳理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及阶段特征，他认为将红山文化视作中华文明一部分的背景是多元一体理论在历史考古学界的反映，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因为强调文化的共性，也存在忽视土著文化特征的实际问题。 [21]赵法重认为辽河文明论的核心是红山文化时期，通过彩陶将东北地区已有的细石器、之字纹等土著文化要素一起纳入中原地区彩陶文化的范畴内，并通过彩陶文化、玉文化等说明辽河文明等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并指出这是一种通过现代的视角观察古代材料的研究方法， [22]无论是出发点还是最终结论都值得商榷。
金正烈两次撰文论及红山文化及红山文明。他首先质疑红山文化的分期，认为目前的各种分期方案还相对较粗，跨度500年的时间还应该进一步细化，目前的各分期方案更无法对与之有关的时间、空间文化变动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就最后一期可能与文明的起源有一定的关系；空间分布的研究中，红山文化分布区与红山文化影响区之间概念区分模糊，红山文化实际分布范围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他还认为从石器、陶器的制作来看，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手工业集团，仅仅玉器加工的手工业集团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同时，聚落面积决定聚落规模，决定人口数量，目前揭示的红山文化遗存物质特征还不具有国家的特征，聚落与墓葬的阶层化均表现为初步水平，缺乏法律法规等国家社会规则的证据，称其为“古国”有点言过其实。即使到了牛河梁阶段的红山文化，也只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宗教社会秩序形态，更接近于“酋邦”的性质。 [23]在随后的另一篇文章中，金正烈也表达了基本一致的学术主张。他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也有可能是熊的形象，而无论是猪还是熊，或者想象的动物龙，都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论证体系给出的主观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韩国学者重视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熊，是因为熊与其民族传说有关系，再加上古朝鲜的墓制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可能有继承关系，因此，红山文化也就逐渐成为韩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现在所谓的红山文化阶段，考古学资料反映出红山文化大部分阶段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国家文明，虽然不否认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可能存在管理机构或官僚阶层，但其社会组织或社会形态，依然没有脱离酋邦的范畴。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