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术界红山文化研究动向述评 |韩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

韩国学术界红山文化研究动向述评
作者：成璟瑭李松海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摘要：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交流的关系，韩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研究十分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东北地区新考古资料的刊布以及交流的深入，韩国学术界集中发表了一些有关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积石塚、玉器、祭祀、编年、研究史等方面，并对“辽河文明论”进行背景分析与理论探讨。整体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宏观视野的比较研究，也有针对细节的微观研究，本文也对这些成果进行了述评。总的来说，韩国学者研究论据充分，论点明确，除一些细节可以商榷之外，大部分成果值得中国学术界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韩国；红山文化；积石塚；玉器；编年；研究史
作者简介：成璟瑭（1978-），男，汉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东北亚古代文化交流；李松海（1968-），男，汉族，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研究方向：东北考古。
发源于长白山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是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界河，两个地区一衣带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比较活跃的文化互动与人群往来。 [1]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鸭绿江以南、朝鲜半岛北部的清川江流域一度也是平底筒形罐的分布区域， [2]也流行压印之字纹。青铜时代以后，以短茎式铜剑为代表的青铜器文化也曾广泛流行于朝鲜半岛全域以及日本列岛部分地区。 [3]
正是由于两地区从古至今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东北地区古代的历史与文化，也是朝鲜、韩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尤其是韩国，随着1992年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资料交流、人员往来基础上的学术互动日渐增多，韩国学术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关注与研究持续升温。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就是韩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辽宁省博物馆常设陈列“辽河文明展”的开放以及中国一些新考古资料的刊布， [4]韩国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研究简史
中韩建交之前，韩国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材料接触渠道有限，崔茂藏、[5]金元龙、[6]任孝宰、[7]韩永熙、[8]安承模、[9]申淑静[10]等，都在研究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时，零星地提及与介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任孝宰第一次通过比较研究，系统提到了包括辽西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11]虽然同时期，韩国学者李亨求就以《渤海沿岸古代文化之研究》获得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 [12]文中也大量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但这篇论文在体系结构、主要论点、学术规范等多方面遭到批评， [13]学术价值有限。真正第一次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单独介绍与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韩建交后，金教年在成均馆大学获得的硕士论文。该文将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在后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提到了红山后、虎头沟（应为胡头沟）、牛河梁、东山嘴、城子山、敖包山、西水泉、三道湾子等遗址，并对其生业经济、住居体系、墓葬体系、祭祀设施、出土遗物等，做了全方位的详细考察。 [1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晚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十来年，随着中国考古学资料逐步介绍到韩国，韩国学者也有了到中国实地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更多的交流机会，包括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内的中国东北考古一度成为韩国上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阶段有关红山文化等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除了对相关材料整体的介绍与分析研究之外，多了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与跨越时空的比较研究。比如，金英熙专门探讨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其中也包括红山文化时期的之字纹陶器。 [15]卜箕大针对中国学者孙守道对红山文化玉猪龙的研究，提出这种玉器并不是龙的形象，整体形如胎儿，并很有可能是猪或者鳗鱼类动物形象的主张。 [16]同时，卜箕大比较了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包括石城、三足器、玉器等相关遗迹、遗物中有不少文化因素是继承红山文化的，甚至中国中原地区的饕餮纹起源于红山文化。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