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术界红山文化研究动向述评( 五 ) |韩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

此外，俄罗斯学者阿尔金也向韩国学术界介绍了俄罗斯学术界对于红山文化研究的历史与进展， [45]值得我们一起学习了解。阿尔金介绍，早期俄罗斯学术界关注红山文化，焦点是邻境地区的文化交流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俄罗斯学者逐渐认识到，红山文化继承了本地区在前一阶段形成的文化传统，并在红山文化时期形成活跃的交流态势。不可否认，红山文化的陶器器形、纹样等或多或少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远东沿海州地区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接受中国内地文化因素的同时，对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目前还缺乏这种影响在更广范围、更长时间内存在的确凿证据。
三、观点述评
前文我们着重介绍了近年来韩国学术界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情况，整体来看，随着两国学术界交流的推进与深入，韩国学术界基本上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中国的发掘资料与研究成果，并围绕这些资料与成果就编年、谱系、祭祀、研究史等展开有益讨论，两国考古界就红山文化研究而言，基本达到了同频共振。
有关红山文化的编年与分期问题，首先还是要在整个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框架下，结合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考虑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反思近百年的研究历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宜。众所周知，红山文化的研究历程起始于彩陶文化研究，发展于细石器文化研究，活跃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不同时代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取向，都或多或少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影响。韩国学者对红山文化的分期与编年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加以考量，通过遗存体现的技术水平，判断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更契合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基本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停留在遗存呈现的表象进行尽可能地合理推测。如果从红山文化的概念内涵考虑，近年发现的哈民忙哈遗址确实与红山文化有质的区别，对此，中国学者也多有论述， [46]甚至近年也有从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出发，分别构建西拉木伦河南北两岸的文化编年与谱系框架， [47]也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如果坚持从质的角度区分考古学文化的内涵，那么将国内学者早已辨识并相对明确的“西水泉类型（期）”与“东山嘴类型（期）”[48]直接区分为年代有序、分布有异、各有渊源、互有联系的两个考古学文化可能也是呼之欲出的研究成果。当然，韩国学者的意见中有些细节也需要进一步核实，比如，小东山遗址彩陶相对较少，并不能确认直线与曲线纹彩陶共出的案例，倒是之字纹陶器存在很多直线与曲线纹共存的情况。
关于红山文化积石塚的问题，我们建议还是应在整个石构墓葬体系中考察，不宜简单地比附积石墓与积石塚的关系，应该从出土遗物组合、埋葬习俗以及遗迹间的共存关系等多方面加以考察，直接将积石墓作为积石塚的一种型式的观点还需慎重。
关于红山文化的玉器，随着乌苏里江流域小南山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49]已经改变了我们东北地区最早的玉器产生于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的传统认知，但这丝毫不影响红山文化玉器在选材、造型以及工艺上对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可以排除红山文化对年代上相对较晚的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等的影响。 [50]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社会学意义，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暂时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学术繁荣的表现。
关于女神的崇拜与信仰，除了韩国学者指出的需要结合随葬品差异、墓主男女性别差异等整体考虑“女神”的性质与地位之外，我们也注意到，辽西地区包括兴隆沟遗址[51]等也有大量男性人像的出土，而女性人像的分布不仅局限于辽西地区，而是也相当广泛。 [52]牛河梁遗址N16M4[53]中也曾出土男性玉人，所以，就目前的材料，尽管属于红山文化的赤峰西水泉、敖汉西台、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等遗址存在一些女性塑像， [54]但仅依据出土或采集的红山文化时期人像，哪怕是出土于神庙的人像来判断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略显粗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