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术界红山文化研究动向述评( 四 ) |韩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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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红山文化祭祀、崇拜方面，金材伦与洪志赫都做了有益的讨论。金材伦针对中国学者提出的牛河梁遗址墓葬分类方案， [36]指出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存在说明当时社会女性的特殊地位，但是人骨鉴定基础上的男女墓葬在墓葬结构、随葬品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异。放眼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辽西地区、下辽河流域、俄罗斯远东沿海州、黑龙江下游等地出土大量人面像，其中也有不少的女性像，牛河梁遗址所谓的“女神庙”需要谨慎考虑。另外，墓葬的型式划分与阶层划分存在很大矛盾，有些中心大墓反而比阶梯式墓葬出土的玉器还少，甚至还有中心大墓一件玉器也没有出土，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撑依据墓葬大小、构造、是否随葬玉器等划分墓主阶层的主张，通过是否出土玉器、玉器的量与组合来讨论墓葬的阶层相对比较困难。她主张根据埋葬主体的位置，土圹的段数，石材的种类与积石方法，墓域的有无，葬次等重新进行分类。并根据墓葬人骨确认的男女性别，判断玉器数量、种类与墓主性别以及葬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37]洪志赫主要围绕牛河梁的祭祀体系展开研究，他认为牛河梁遗址祭祀体系的出现、强化、衰退过程可以通过祭祀坑的出现、积石塚的出现、祭坛的出现以及积石塚的大型化等过程来体现。遗迹规模的扩大，随葬遗物的单一化以及随葬遗物所凝结劳动力的聚集等，都是祭祀及祭祀权力强化的重要因素。红山文化祭祀体系形成的背景与之强烈的农业经济形态有密切的关系，而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可能受贝加尔一带文化的影响较多，农业文化基础上的祭祀等宗教观念影响很弱。 [38]
有关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关系，金材伦有专门的论述，上述洪志赫也同意并引用她的观点。她认为小河沿文化对之前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要素继承性较弱，小河沿文化的墓葬与红山文化完全不同，除了彩陶及筒形罐之外，没有更多的辽西地区土著因素。有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的圆尖底器是从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传入辽西地区的，但金材伦认为因为小河沿文化少见三足器以及黑陶等大汶口文化的典型要素，因此这种观点可以存疑。她注意到南宝力皋吐遗址的圆尖底器与贝加尔湖地区的陶器更为接近，骨柄石刃刀、玉质装饰品、贝珠、骨质装饰品等都体现了辽西地区与贝加尔地区的共通性，因此，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很可能与贝加尔地区的文化交流联系更为密切， [39]所谓的小河沿文化为“后红山文化”的称谓不过表明的是一种时间上的相对早晚而已。
金材伦还以压印之字纹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红山文化进行了系统编年， [40]并认真梳理了红山文化的研究史。 [41]她认为，以往学术界通过彩陶对红山文化编年，而红山文化的彩陶集中出土于牛河梁等晚期遗址中，其他遗址很少见，这样的话，编年体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有中国学者将小东山遗址中直线与曲线纹彩陶分别归结为有时间差的后岗一期与庙底沟类型， [42]忽视了它们在房址中大量共出的实际情况。也有学者先以牛河梁和白音长汗之外采集的彩陶纹样编年，再将这个编年体系应用到出土层位明确的牛河梁和白音长汗遗址， [43]整个编年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同一遗迹单位采用的碳十四数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的数据误差较大，并且分期方案中，中期与晚期的层位证据缺失，晚期虽然有牛河梁遗址的绝对年代可以参考， [44]但是并没有考虑作为墓葬与遗址之间的陶器存在性质差异。金材伦综合考虑施纹技法、纹饰状况以及陶器器形等，将红山文化分为五期，大致是距今6000-4400年，其中一期的下限是距今5400年，二期的下限是距今5300年，三期与四期之间的界限暂不明确，五期的年代范围是距今5000-4400年。她认为虽然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陶器，与红山文化陶器器形有些相似，但施纹系统完全不同，看作同一文化的证据不足。她指出，红山文化最初是被当作一种彩陶文化来研究的，后来随着祭祀类遗迹的发现，又与中华文明相关，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与重点；红山文化从第二期开始出现墓葬类遗址；红山文化中礼仪性特征的遗迹集中出土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第五期；红山文化第一到第四期与第五期的性质完全不同，彩陶、玉器都集中在第五期出土；现在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特征的认识，其实是对红山文化第五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