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术界红山文化研究动向述评( 六 ) |韩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

讨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或发展阶段问题，自然绕不开“中华文明起源”这个宏大命题。毋庸置疑，牛河梁、东山嘴、半拉山这些明显具有礼仪性质的遗址暗示着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如前所述，东山嘴类型（期）已经与西水泉类型（期）在文化内涵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社会成员的地位和职能也出现了不同等级，以往较为平等的社会状态被打破，并出现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态与管理模式， [55]完全可以考虑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而对于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国内大多数学者称之为“古国” ，韩国学者参考西方考古学理论，称之为酋邦。当然，也有国内学者指出“古国”概念模糊， [56]虽然从社会基本特征判断，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的酋邦最为贴近，但仍可以客观性的概念——“区域聚落群体”描述当时最普遍的、比较稳定的大型社会组织。 [57]诸多证据显示：红山文化，抑或现在就可以直接称之为东山嘴文化的这个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定积极参与了中华文明起源这个波浪壮阔的历史进程。但是，我们需要更为丰满的考古学材料填充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美好构想。
整体来看，韩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宏观视野的比较研究，也有针对细节的微观研究，对于红山文化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及中国考古大有裨益，这也是繁荣考古学科，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具体表现。面对我们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下一步需要共享资源，共同交流，除了饱满的学术热情之外，也需要像韩国学者一样冷静理智的思考。
四、今后展望
韩国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也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中韩两国的学者如果能在以下方面的研究开展交流或合作，将会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史前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一，梳理研究历程。将包括朝鲜、日本、韩国、俄罗斯等更多国家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成果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尤其是认真看待国外学者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与认识，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研究细节，做好红山文化的编年、谱系等基础性研究工作。
第二，做好研究规划。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然随之也带来了更多的学术问题，小到陶器纹饰、玉器加工，大到墓葬布局、聚落形态，都需要我们从长计议，整体规划。尤其需要认真研究红山文化不同阶段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动力问题，这也涉及从中华文明起源角度对红山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与此同时，突破学科界限，联合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以考古学成果为出发点，推动红山文化考古学研究立体发展模式。
第三，勇于理论创新。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为基本抓手，深刻理解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原则。在考古资料日益丰富的当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陈规，结合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现实需求，认真从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理论角度出发，反思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根据已经积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考古学文化命名等最基础、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研究工作。
第四，做好成果转化。复原社会发展历史不是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将考古学成果积极转化为当今社会凝心聚力的黏合剂才是考古学科的真正意义所在。红山文化的研究牵涉的问题点深、面广、影响大，不仅是韩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做好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宣传与社会转化，完成时代赋予考古学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考古学未来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