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论|王正丨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 七 ) |王正|孔子

正因为荀子是一个重视理性认知与实践的学者，所以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有所了解，也都有所批评。其批评的出发点，是认为诸子的学说都只得到了关于大道的一个方面的认识，但他们却被自己所得到的这一点蒙蔽住，于是以偏概全，做出了对大道的错误判断，此即“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荀子·解蔽》)而要解决这一点，就应通过“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来实现“解蔽” 。做到了“虚壹而静”、达到“大清明”的境界后，我们心灵的认识、理解能力就能完全发挥出来，它不再被任何不良因素所干扰，因而能完全透彻而无所偏蔽。这样，我们就可以“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 ”(《荀子·解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提出“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荀子·性恶》)这一点是法家所不可能认识也绝不可能提出的。因此可以说，荀子和法家最大的差别是：荀子的礼学是为了普遍的人而提出的，法家则仅仅是为了统治者并且是为了应对战国末期的形势而提出的。当然，如前所述，荀子的礼学因为对优良治理的迫切要求最后滑向了现实的圣王合一，这就产生了普遍性的礼学坠落为特殊性的法学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则被后世的帝王和政治化的儒家牢牢把握，使得荀子的失误成为了某种程度的主流。这不能不提示我们，对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创造必须慎之又慎。
注释：
相关讨论参见拙文：《“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
王邦雄在论述韩非子之法的要义时指出，法的要义有“标准型与规范性”“普遍性与客观性”“成为成文法之恒常不变性”等。显然，这些要义正是荀子在构建其礼学时所着力吸取和借鉴的。参见王邦雄：《韩非子的哲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83年，第153页。
陈来认为，荀子的“礼义”“礼法”是“新的社会的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荀子力求从儒家的角度来规范它们、阐明它们、安排它们，以建立儒家所接受的秩序” ，因而“荀子所说的礼法是新的官僚制国家制度” 。 (参见陈来：《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第213页)此说阐明了荀子特别看重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但考虑到荀子本身对“法后王”的理解其实是对周制的认可，则更大的可能是荀子希望对周制进行新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改良，而并非对当时战国新制度的肯定。
佐藤将之：《荀子礼治思想的渊源与战国诸子之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13年，第51-57页。
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第126-127页。
如徐复观便认为，荀子思想中所蕴含的通向独裁政治的因素是性恶论。参见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载《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 2013年。
近代以来也一直不乏为韩非子和法家翻案者，甚至有认为法家之学是可以实现中国再次富强的道路。参见周炽成：《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172-178页。
如果不从韩非子的整体思路来看，其所论之法确实是“具备权威性，普遍性及客观性的” 。 (参见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其思想》，台湾学生书局， 1993年，第475-476页)但一旦将他的法放入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则会发现，这个法不过是构建一套“密不透风的治国手段”中的一个方面，它的权威性、普遍性和客观性只是针对臣民的，而对统治者本身并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