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古代高士图及其衍变——故宫“林下风雅”展之深度解读（上）( 二 ) 文化|身份|古代|历代|深度|人物

孔子是“学而优则仕”的积极倡导者，他数十年勉力奔走于诸侯之间，却屡屡受挫。而其弟子颜回却选择了箪食瓢饮，避居陋巷的生活。他问颜回： “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 “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孔子愀然变容曰： “善哉回之意！”这个故事颇耐人寻味，与老师的热衷入世迥然不同，颜回的执善固守，体现了隐逸“高士”的坚定。此段对话并不见于《论语》等各种儒家经典中，而源于庄子的杜撰，颜回晏然自甘的出世思想正与道家清静无为的主张相合，因此，崇尚“老、庄”的皇甫谧由《庄子》而将颜回树立为“高士”的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代以察举取士，故“士”皆看重士名（即才学、人品、风骨、孝慈等），虽然他们出身、经历、机缘各异，但努力秉持“志于道”的人生目标，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整，成为基本道德和价值观的维护者。国家对人才的渴求也要求士人以更完美的形象和全面的才能“为盛世开太平” ，刘向提出的“ 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乃是政治清明、君臣和谐的完美状态。东汉时， “士”借助“光武中兴”以来倡导的“儒学”力量，使“士大夫”这种始自战国、秦的新兴阶层，发展和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他们既为“吏” ，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也是“师” ，是社会文化艺术的传承者。东汉末，士人中盛行清议、品题之风，魏晋“玄学”实由此发轫。
魏晋时期，儒学衰落，道释勃兴，而士人群体在政治态度和人生价值上也出现分化。一方面， “九品中正制”得以确立，品评士人逐渐发展为一种选才、任官制度。特别是以何晏为首的“正始名士”掌权之后，士人中的积极进取者无不对其思想、风范望风而景从，因为一旦入名士之列，利禄唾手可及。而在社会离乱、政治糜腐的形势下，另一些士人则心怀失望与不满，不再汲汲于为统治者所驭使，而是洁身自好，退隐世外。正如荀子所说： “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 ”杨倞注曰： “处士，不仕者也。 ”这就是为古人所称誉的“处士”“高士”“逸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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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现场
皇甫谧（215—282年）所著《高士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作为生活在曹氏、司马氏激烈斗争时代的士人，他毕生从未入仕，而是安贫乐道、隐居求志。他以自身的思想取向和感情为基础，确立了为“高士”立传的标准，必是从未入仕，亦不曾屈身权要者，即 “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 ，入传者自舜至魏凡九十六人，其中包含了啸傲山林、安贫陋居、带经自农乃至受佣自隐的各种生存状态的“高士” 。但按照他严苛的标准，并不包括司马迁颂誉过的不食周禄而饿馁致死的伯夷、叔齐，或是班固褒扬过拒绝入仕新莽的龚胜、龚舍等有过“杂而不纯”之经历者。可见早期“高士”即是绝对“隐逸”之士，是隐逸文化的代表形象。
自范晔《后汉书》采用皇甫谧《高士传》内容分别纳入《逸民传》和《儒林传》后，不仅历代正史对“高士”“逸民”的记述不绝如缕，私家著作如隋虞般佐《高士传》、元佚名《宋遗民录》、明皇甫涍《逸民传》、清顾炎武《广宋遗民录》等，或记述表彰隐逸，或别寄怀抱，皆《高士传》之千载余绪。另外，统治者也利用人们普遍对“高士”的敬慕心理， “举逸民而天下归心” ，更多地对“高士”采取征辟、怀柔的政策，书画史上这类例子也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