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古代高士图及其衍变——故宫“林下风雅”展之深度解读（上）( 三 ) 文化|身份|古代|历代|深度|人物

实际上，能如皇甫谧及其《高士传》中的寒素士人那样做到绝不出仕， “真隐”于山阿岩穴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早在西晋，就已出现了态度相对宽容的“隐逸”观念和“高士”定义，特别是世族文人将传统隐逸思想与玄学思想融合以后，主张不拘泥身处何地，追求精神层面自由的“心隐”逐渐盛行。如阮籍提倡的隐逸与现实之间应“不避物而处，所睹则宁；不以物为累，所逌则成” ，而嵇康（224—263）所作《圣贤高士传》，则收录了曾经出仕的董仲舒、扬雄等人。传为晋代王康琚所作《反招隐诗》更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之句，显示出晋人对隐逸形式和态度的变化。由于人们对隐逸的崇敬，这个时期也涌现出不少徒具虚名、奔走豪门的所谓“名士”和“假隐” 。更夸张的是，恐怕沉静履素、带经而农的皇甫谧做梦都未曾想到，似他这种隐士的后代、其六世孙皇甫希之竟然会在桓玄叛变篡晋时甘为其所利用，冒充当世隐逸，再假以征聘为“著作郎”及加号“高士” ，用来点缀其所谓盛世，这种为财禄而“充隐”、做假“高士”之举终成千古笑柄。
此外，魏晋时期名门大族政治与文化也为“朝隐”“市隐”开风气之先。东晋世族从西晋世家竞相斗富、重利轻义的价值观转为崇尚简素寡欲，热衷于在仪表谈吐、文化修养方面争较高下，这就决定了家族内部以及个人更重视文学才能的教育和艺术品位的涵养，士族阶层整体文化意识的觉醒、文化角色的确认都得到了空前的充实和提升。显赫的社会地位、优渥的生活条件，则为世族文人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提供了社会基础与物质保障。谢安“少有重名” ，屡次不奉征召而又 “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 ，其东山别墅和宴集活动的规模、气派不仅令人仰慕，也吸引了诗人、画家以《东山丝竹》为题进行创作，与王羲之汇集了东晋数十位士族文人的“兰亭雅集”及其《兰亭序》，皆成千古美谈，载于史册。
唐宋以降，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进一步壮大，文化、思想的变迁以及“理学”的兴起，隐逸文化也随之变化。虽然如魏晋“高士”般隐逸者代有其人，但随着隐逸思想和形式的发展， “高士”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展、更新。即便多数时候它仍是傲然不仕者的代称，但那些从官场退隐的“士大夫”、朝代更替时不愿侍奉新君的“遗民” ，甚至崇尚仙道、炼丹养生的“术士” ，都被泛称为“高士”或“处士” ，某些时候如宋代， “隐士”数量剧增，很大程度是由于“高士”“隐逸”已变成了一个愈加宽泛的称谓。
白居易《中隐》诗中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巧妙借用了王康琚的论调，使士大夫可以从容无碍地在出、处之间随意转换身份，而大隐朝市、中隐官场、小隐山林也渐为更多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似乎只要士人们心有“隐逸”之想，无人、无处不成其隐。这种对“隐逸”认识上的转变和对“中隐”形式的认同、追求渐成潮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上古、汉魏时期“高士”的原意，淡化了出世者高蹈肥遁、笃守义行的精神主旨，让更多的士人官僚可借“隐”之名义自我标榜，相互推重；也充分说明，无论“士”还是“高士”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究无法摆脱“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理想。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 ，他们崇尚的所谓“隐逸” ，只不过是欲图通过“隐”的形式获得自我救赎和精神的相对自由，而不可能清高到完全抛弃其现实社会属性的程度。由此也更易理解，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大背景下，元、明以来文人在追求功名之余，普遍热衷以“隐”“逸”自居，大兴都市园林，诗文结社盛行，以数不胜记的描绘“朝隐”“吏隐”的文学、绘画作品自娱、娱人，自有其曲奥而复杂的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