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年｜鲁迅与厨川白村的“人的哲学”( 二 ) 诞辰|冲突|突进|鲁迅|白村|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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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北新书局1927年版
鲁迅之所以认为厨川对于文艺“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 ，而且高度认同他把“两种力的冲突”作为“文艺的基础”的观点，既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也基于两人之间心灵和精神的强烈共鸣。这种认同和共鸣，还植根于鲁迅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和刻骨铭心的内在感受，与他本人实际的文学创作中的深刻精神体验也存在着很大关系。曾有外国学者指出，鲁迅与厨川具有相似的“人生哲学” ，他所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简直就是他的“文学思想的一篇宣言” 。
厨川把突进不息的生命力，视为人间生活的根本，甚至认为那些不想发挥自己的生命力，被因袭所束缚、为传统所拘囚的因循守旧者，简直无异于没有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动物。在鲁迅看来，厨川的这些看法对于同病的中国，尤其对于自汉代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以及发展到后来形成的宋明理学的严重弊害，就好比一帖凉药，是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救正、针砭之功效的。
鲁迅回忆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也很遵从读书人的家教， “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 。但有时心里也会发生一点反抗，于是就抛弃了“死相” ，放心说笑起来，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 ，说是使他们“失望”了。这样一来， “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接着，他又写道：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在另外的文章里，鲁迅指出“死相”其实就是“苟活” 。这是中国古训所教的一种“生活法” ，其要害是“缺少自由” ，是“教人不要动” 。他认为，这种“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他翻译并出版《苦闷的象征》，并把它当作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授课教材，大力推介、传播厨川白村的理论，也意在破除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国人的生命力的压抑和束缚，激发人们的生命活力与创造精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自由、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的目标完全是一致的。
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的“狂人” ，无疑是一个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人物形象。在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个外表十分奇特怪诞，而内在思想和精神上却具有极为深刻内涵的艺术形象。张定璜这样表达他读《狂人日记》的感受：“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这一阅读经验传达出的正是“狂人”这个孤绝的人物形象，给读者造成的巨大震撼和冲击。
日本研究者伊藤虎丸认为， “《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即作者本人” ，他甚至把这篇作品视为“自传性小说之一种” 。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道理。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常常把自己的情感、精神和思想，投射到与他比较接近的人物身上；狂人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极为怪异荒诞与极其真实深刻这两种元素，在狂人身上是极为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狂人就是鲁迅“精神上的孪生兄弟” ，或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是其“内在意识中的另一个自我” 。
假若深入到鲁迅内在的心理和精神体验中去，就会发现情形的确如此。这个他的另一个“自我”或“孪生兄弟” ，平常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完全表现出来，大概唯有最熟悉和了解他的朋友，才能偶尔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做的，就是要把自己平常内心深处的一些深刻思想和真实感受，以貌似怪诞荒谬的艺术形式包裹起来，通过“狂人”这一文学形象直接呈现在世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