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年｜鲁迅与厨川白村的“人的哲学”( 五 ) 诞辰|冲突|突进|鲁迅|白村|文艺

当这篇小说刚连载到第四章时，茅盾即断言：“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周作人以为茅盾这段话说得很对，同时又指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 ”茅盾显然以为阿Q就是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一年后他又将其概括为“阿Q相” 。而周作人强调的则是，阿Q并没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意志，他的思想完全是承袭传统观念而来的。
正如周作人所说，阿Q的很多看法都是士大夫的思想。他的欺侮小尼姑以及他对女人的感想，暴露出了士大夫的女性观。所谓“精神的胜利”的玄妙说法，本来也不是阿Q之辈所能懂的，实际上乃是智识阶级的玩意儿。比如叙述者下面这段议论中的史实，恐怕就不是阿Q所能了解的：“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但并不妨碍他脑子里也有这类观念。所以叙述者接下去又说：“阿Q本来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 ”
然而问题在于，鲁迅为什么没有选取一个上流社会中士大夫身份的角色，而偏偏以阿Q这样一个中国乡村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来作为“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的载体呢？
阿Q不独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先前的“行状”也渺茫，而且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但作为国民性结晶的“阿Q相” ，以及士大夫“用做八股文方法想出来，聊以自慰”的“精神胜利法” ， “借了来应用在阿Q身上” ，在小说的语境中竟然丝毫没有什么违和感。这自然得益于鲁迅所采取的“提炼精粹，凝为个体”的艺术手法。
鲁迅创作小说一向很注意消除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以“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 。他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所以地名指明某处的很少，人名也一样，姓氏以《百家姓》头两个字居多。而《阿Q正传》又是其小说中唯一一篇意在画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的作品，于是在地名尤其是人名上，也颇费了一番苦心。地点弃已出现过的鲁镇而不用，而新起了一个几乎是专名的未庄。里边虽也有酒店，但不叫咸亨，是没有名字的。阿Q的姓，又谁都不十分了然。据说鲁迅对阿Q的名字很满意，尤其觉得那Q字上边的小辫子好玩。
假如选择一个士大夫身份的人物来进行摹画，就会完全失去阿Q所具有的那些其他人无法取代的特点。更重要的是，选取阿Q这样像大石头底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存、萎黄、枯死的普通百姓，来作为“沉默的国民魂灵” ，令人尤感痛切，也更易于唤起反省。这样一个没有家室、无固定居所，唯靠出卖体力、挣扎求生的乡村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满脑子装的竟然都是士大夫阶层的陈腐思想观念。阿Q完全失去了对于周围现实、个人处境的真实感觉和准确判断，被他作为“生存法宝”和心理支撑的“精神胜利法” ，并非建立在对现实及自身的真实感受认识之上，而完全是回避、掩饰与歪曲这一处境的虚幻的、不真实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