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残碑《修西亭记》3个问题( 四 ) |修西亭记|西亭记|颜书|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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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颜勤礼碑》局部
上引材料还值得注意的是，今见颜真卿后期的碑刻大多用笔粗重（早年所书墓志字径较小、点画较轻），这一选择或与他写碑的经验有关——他希望碑板能传之久远，高照千载。书于779年的《颜勤礼碑》，由于横竖粗细反差较大，经年剥泐之后，一些局部横画轻细致不可见，正印证了颜真卿「不堪经久」的担心。【图7 《颜勤礼碑》局部】后人据拓本临写《颜勤礼碑》，常常在横折、横钩处断开，并将之当作颜字的特色，恰恰是深受其害。
颜真卿所提到的这种绢（或纸）写本，在唐宋时期被称为「书碑样」或是「碑样」，如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崔致远代幕主淮南节度使高骈给镇海节度使周宝回信说：「昨奉缄翰，兼寄示书碑样，眷私既深，披阅无倦，其于荣抃无以喻陈。 ……彼虽未起雕镌，此已先深铭镂。」因为阻击黄巢的战功，周宝为高骈立碑，但寄来的并非碑文内容，而是「妙选书工」，写好了碑样，只等高骈本人同意，即可据此雕镌。再如苏轼（1037-1101）《与潮守王朝请涤》云：「承谕欲撰《韩公庙碑》，万里远意，不敢复以浅陋为词，谨以撰成付来价。 ……卷中者乃某手书碑样，止令书史录去，请依碑样，止摹刻手书。 ……但一切依此样，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拦界之类，只于净石上模字，不着一物为佳也。」《潮州韩文公（韩愈）庙碑》是元佑七年（1092）三月苏轼接受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为当地重建韩愈庙所撰写的碑文。苏轼在信中一再强调一切依照手书碑样摹刻。在宋代，甚至还出现了集选单字的「百衲碑」，如蔡襄书《昼锦堂记》，「每一字必写数十赫蹄，竢合作而后用之，以故书成特精绝，世所谓百衲碑者是也。」这又类似于立于唐咸亨三年（672）怀仁所完成的《集王圣教序》了，《集王圣教序》无疑开创了最早的选字上石的先例。
虽然唐代立碑的整体情况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至迟到了北宋，碑刻先刻后立已成惯例。熙宁三年（1070），时任青州知州的欧阳修（1007-1072）修改为其父所撰墓表——《泷冈阡表》，在当地书丹镌石后，运回他的故乡江西吉州竖立。既然不一定先行立石，那么以绢纸先写，然后钩摹上石或者直接黏贴上石再行镌刻，无疑更为方便。
至于元明书家书碑，书丹、墨本两途并举但以墨本为多，赵孟俯（1254-1322）《妙严寺记》，碑刻已不可见，但墨本流传了下来。文征明（1470-1559）的停云馆甚至成为嘉靖年间苏州制作碑刻（书写、镌刻、纹饰、椎拓等）的一个作坊，在写给一位父执的信中，文说：「先大夫墓草草书石，堇以墨本呈。横石亦写就，因镌工不暇，尚尔濡滞，旦晚稍闲即课上也。」所谓书石，其实是书墨本，亦即碑样。又如彭年（1505-1566）在写给张献翼（1534-1604）的信中，提到了「过朱」的工序：「拙书岂敢烦文水过朱，早晚当过停云馆书石耳。」意思是说，自己可以直接到文家就石书写，而不作墨本，省得麻烦文嘉（1501-1583）费时摹勒上石。「过朱」亦即「过朱」，类似于刻帖或版画中的过板，是指在墨本背面以朱砂钩勒字形轮廓，再覆印到碑石之上。韩逢禧（活动于17世纪上半叶）在谈论董其昌（1555-1636）刻《戏鸿堂帖》时，曾借摹其家所藏《黄庭内景经》，韩惧其不归还，故「信手对临百余字以应之，并未曾双钩及过朱，不意其遽入石也」，故沈德符（1578-1642）批评董氏此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迹对校，不啻河汉」。钩摹、勒石的工序是否严谨，直接关系到上石之后的墨书会不会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