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共生智慧 |先秦诸子|中华文明|庄子·大宗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演变而经久不衰。直至近代，中华文明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全方位超越中国的西方文明，使得中国人发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悲叹。于是，为了寻求富强御辱之路，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器艺、制度直至思想文化及其基本逻辑。现代西方文明的契约论传统，本质上就是“重构”了人类社会秩序的一个“想象” 。这在中国文明的自身逻辑中很难得到切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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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文津阁抄本庄子注内页
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与整体性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特征，并没有形成西方近代契约论的想象，体现出中国思想的原生性与整体性。《庄子·人间世》所说的君与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则是这一原生性与整体性特征的深刻表达。君，体现着一种既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父，则体现着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于一种既定的原初关系之中。原生性体现在中国思想并没有重构人类社会秩序，而是在原生形态之中思考人类处境与人类困境。人类祖先在远古时代就过一种群居生活，甚至在我们的动物祖先时代就过着一种具有内在秩序结构的群体生活。群居生活，就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不需要任何原子个人式的假设或想象。
先秦诸子的共生观念，始终在群体共生的维度中思考人类的各种问题。整体性体现在中国思想从来没有脱离整体来思考个体，个体永远是整体之中的个体，整体与个体是一种共生关系，互为目的与手段。支配—服从的秩序结构之存在合理性，在于维护群体整体利益以及个体利益的和谐。在此视野之中，个体与群体或个体与国家，不再是一种西方式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
荀子有一个观念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 ”（《荀子·礼论》）父母能生但不能养不能教诲，这跟我们现代社会的感性理解是不相吻合的。显然，荀子是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思考人际关系，是在支配—服从的秩序结构中探索人类处境。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人类是群居动物，作为个体的天下人必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是在一个群体之中而存在的。群体、个体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就是群体与个体各自都要依靠对方，所以代表群体的国家或君主，要为个体提供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有自己的利益，个体在群体中也能得到安全和发展。所以国家与个体之间是一种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而不是单向地说个体是目的，国家是手段，这个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观感。在先秦诸子的观念中，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就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本质就是一种共生关系。二者在这种共生关系里面彼此不是对立的，而是希望各自在实现共同的理想也就是公天下的过程中，双方都可以有利益。统治者与服从者各得其利，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
共生智慧的形上之维
先秦诸子共生智慧的形上论证，集中体现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包容性与无私性。《礼记·孔子闲居》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庄子·大宗师》《吕氏春秋·去私》《管子·形势解》《管子·心术下》以及《申子·佚文》都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意思。意思是说，天地皆无私，不辞万物之生息繁衍，万物生存皆因其本性与行为而成就各自的状态。这样的观念在《老子》第二十七章也有表达，就是“无弃人”“无弃物”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弃”观念蕴含着秩序共同体中的任何成员皆有生存权利且不应受到好恶偏私等不公正对待，否则就会因偏私而使秩序共同体的完整性受损。万物皆存在于天地之间，人类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生活于天地之间的存在共同体，不仅各文明、各国家都有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而且都应该受到公正对待；而且在国家内部，每个人都应该被公正对待，都有获得生存及美好生活的权利。天地无私无弃，对于万物都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区别对待，此即人类和合共生的形上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