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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鱼伯己”铜觚
口径16、底径9、高27.3厘米 。
1973年5月青州市涝洼村出土 。
侈口 , 尖唇 。 脰、腰俱细 , 腰腹部饰有横置三角蝉纹 , 脰部以下饰云纹 。 圈足较高 , 外撇 , 圈足内侧铸阴文“鱼伯己”三字 。 此觚从其形制和纹饰观察 , 尤其是腹腰部所饰横置蝉纹 , 表明其应属西周早期之物 , 是酒器 。
铭文“鱼伯己”中的“鱼”字 , 应为族徽 , 这一点李白凤先生《东夷杂考》中的《鱼族考》已有论证 。 这个氏族必然是远古曾经居中原的一个“大族” , 因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不少标明它的氏族徽识的器皿 , 这些带有鱼族徽识的器皿散布的很广 , 在殷周之际的铜器铭识中也有很多发现 。 以“鱼”作为氏族徽识的 , 在古陶和被认为商代的青铜器中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立鱼式”;第二类为“卧鱼式”;第三类为“鱼乾式” 。 根据三类来观察“立鱼式”不见于仰韶系统陶器 , 却多半见于山东半岛出土的陶器铭文中 , 这些金文和甲骨文 , 从文字演变上都是由图象文字趋向于发展成为符号文字 , 尤其两周金文中 , “鱼”形已和“鲁”字的上半部趋于书法上的一致 。 因之可以断定这个氏族在商代的东方还很兴盛 , 在潼关以西却早已衰落 。 第二类、第三类不见于甲骨文 , 可能在殷墟时代及以后已经消失 。 山东半岛的“立鱼式”之所以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很多 , 大约因为和商人有着密切的来往 , 因此 , 在青铜铭文中 , 这种形式的文字便大量的出现 。 可以说它是盘踞东方的一个相当强盛的部落或民族 。
铭文“鱼伯己”中的“伯”字应为封号 , 金文作“白” 。 “己”字应是国名 , 金文中的“S”通“纪” , 即为纪国 。 的《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注》(杨伯峻 ,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春秋会要·诸小国》及寿光发现的纪国青铜器(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发现一批纪国铜器》 , 《文物》1985年第3期)等诸多材料都证明商晚周初 , 在寿光一带 , 齐地土著――东夷诸族后裔建立了纪国 。 “鱼伯己”铭铜器在青州出土 , 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的证明 。
(以上图片、文字说明来源于青州博物馆网站)
《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
王震中 , 《华夏文明》 (第二集)第333~343页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本文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探索了中国夏商周礼乐文化的渊源问题 。 古代的中国 , 往往被称为“礼乐之邦”;古代的中国文化 , 亦被称为“礼乐文化” 。 在考古学上 , 鼎豆壶杯(觚)等一套礼器均源于东方 。 因此可以说 , 礼文化源于东方 。 另外 , 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中的东方来源 , 可从“贽见礼”与“乡饮酒礼”、“飨礼”来源得以说明 。 贽为一种鸟 , 为史前东夷族所崇尚 , 鸷鸟被视为氏族部落的标志 。 起源于史前东夷族的“贽见礼"也传播于史前其他部落 , 并延续于夏商周三代 , 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贵贱、尊卑爵位等色彩 , 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与社会政治结构 。 飨礼和乡饮酒礼的中心活动是饮酒 , 在饮酒中含有尊敬长者、商议大事等内容 , 所以它具有酒会和议事会的性质 。
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 , 可以得知 , 乡饮酒礼与飨礼在史前各部族文化先民中已形成习惯 , 但它在史前东夷人中更为盛行 。 在我国古代 , 礼与乐 , 每每相配而行 , 史前东夷族在丝竹音乐方面的杰出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 。 由此我们说 , 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 , 在礼与乐两个方面有源于史前东夷的情况 , 这大概有助于说明华夏文化与华夏民族的多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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