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康子兴｜哲人其萎：异端与教授的思想合唱合唱|休谟|异端|Infidel|拉斯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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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 [美]丹尼斯·C.拉斯穆森著，徐秋慧译，格致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 388页， 88.00元
一
1776年8月25日，大卫·休谟溘然长逝。与苏格拉底之死一样，大卫·休谟的死亡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哲学事件。丹尼斯·C. 拉斯穆森（Dennis C. Rasmussen）注意到，早在《自然宗教对话录》出版之前，休谟就有不信神的恶名，所以他的死亡就成为一件备受期待的事情。这个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 “当然是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在生命终结之时，休谟是否仍然坚持他的怀疑论。人们假设，不知悔改者在面对死亡时会感到悲痛与绝望。每个人也都想知道，如果他将怀疑论坚持到底，他是否会经历这种悲痛与绝望” （Dennis C. Rasmussen, 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9）。
人们翘首以盼，想要看到死亡对休谟及其学说构成的挑战。然而，对休谟而言，人们的广泛关注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趁机对其哲学做出最后的、最有力的证明与辩护。对休谟而言，死亡不是一个无法逃避、只能被动接受的厄运，而是他积极做出的行动。他像苏格拉底一样，以一种超然的、无忧无惧的方式去世。在临死之前，他仍然保持振奋的精神、快乐的心境，以及对朋友的关爱。他的死亡反而展现出强大而热烈的生命力。他的一生就像一团持续燃烧的火焰，其死亡则像是焰火，将生命的华彩完全绽放出来。休谟因此声称，临死前的岁月恰是他最该重过一遍的人生阶段。
我很少因为疾病而忍受疼痛，更奇怪的是，尽管我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但我的精神未曾有片刻不振。如果要我指明，在我的生命中，哪个阶段最该重过一遍，我将会选取这段最后的时期。我一如既往地维持着对学习的热情，以及同样的与人交游的快乐。除此之外，我认为，对一个六十五岁的人而言，死亡只是让他少过几年体弱多病的生活。尽管我也看到，许多征象表明，我的文学声誉终于迸发了新的光彩，但是，我也知道，我原本也不会有许多光景来享受这份声誉。与今时今日相比，我很难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一种对生命的超然态度了。（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245）
在1775年春天，休谟的肠道疾病持续恶化。他预计大限将至，遂着手安排身前身后事，积极准备自己的死亡。据拉斯穆森的叙述，休谟为死亡所做的准备工作中，有三项至关重要：督促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安排《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写作《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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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
二
1775年5月，斯密曾在一封写给休谟的信札中透露，他将在“这个月底或下个月将书稿交付出版” （《异端与教授》，格致出版社， 2021年， 220页，以下仅标页码）。对于焦急等待的休谟来说，这封信不啻一巨大安慰。然而，苦等至次年2月，休谟仍然没有见到该书出版，以至于再次提笔给斯密去信。 “据我多方面了解，您的书已经付梓很久了，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广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20页）休谟在信中猜测，斯密可能过于关注美洲事务，以至于耽误了作品的出版。于是，他又劝斯密， “如果您一定要等到北美殖民地事态尘埃落定后再出版，那您可能还要等很久” 。不仅如此，休谟认为，美洲殖民地事务不像斯密想的那么重要，其著作还是应该尽快出版为宜。在这封信中，休谟也谈及自己的健康状况，并邀请斯密来家小住。 “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差，几天前我称了一下体重，发现轻了整整五英石（合约三十二千克）。如果你耽搁太久，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 （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