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康子兴｜哲人其萎：异端与教授的思想合唱( 二 ) 合唱|休谟|异端|Infidel|拉斯穆森

事实上，在休谟与斯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生涯里，休谟对《国富论》的关心只是一件寻常小事，算不上他为死亡所做的专门安排。当然，在与斯密经年累月的交流中，休谟或许早有期许，认为《国富论》必将是一部非凡之作，他希望在离世之前看到这部皇皇巨著的出版，如此方能不留遗憾。《国富论》最终在1776年3月9日出版发行，斯密给休谟寄送了赠阅本。 4月1日，休谟便给斯密寄去贺信，表达他看到此书成功出版后的兴奋之情。 “精彩！干得好！亲爱的斯密先生：我为您感到高兴，仔细阅读此书后，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休谟也对著作内容略作评述，认为“此书思想深刻、内容可靠、观察敏锐、文中提供了大量如此新奇有趣的实例” ，并认为“它最终一定能吸引公众注意” （247页）。

文章图片

《国富论》
在《国富论》出版前后，休谟与斯密鸿雁传书，两人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实际上，他们是可堪托付彼此遗志的至交。对哲人而言，遗著的出版、学说的弘扬与流传是性命攸关的事，必须托付给最亲密最忠诚的人。 1773年，斯密身体欠佳，感觉自己命不久矣，遂前往爱丁堡与休谟相会，指定他为遗稿继承人。斯密与休谟约定，如果斯密的健康情况到了无法亲力出版《国富论》的地步，他会将手稿邮寄给休谟，请休谟与出版社交涉出版事宜（217页）。在临终之际，休谟也向斯密“托孤” 。 1776年1月4日，休谟起草了遗嘱。这份遗嘱指定斯密为其遗稿执行人，并希望他在休谟去世后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
休谟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完成《自然宗教对话录》初稿，并在往后的岁月中反复打磨修改。休谟在生前一直珍藏着这部著作的手稿，未将其交付出版，只寄送给几个最亲近的朋友阅读。对这部著作，休谟表现出罕见的谨慎态度。因为，在这部著作里，休谟最尖锐、最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异端”思想。依据拉斯穆森的解读，休谟在创作《自然宗教对话录》时，将其对宗教的批判系统性地冶为一炉，综合为一个“具有毁灭性的整体” 。在这篇对话中，休谟揭示了设计论证与第一因论证的弱点，也证明邪恶问题极难得到满意解决，并质疑了宗教为道德与政治带来的益处。于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严阵以待，将其怀疑论武库收拾停当，对宗教展开了密集、全面的进攻，没有为虔敬的读者留下任何出路或避难所（265页）。
《自然宗教对话录》是休谟对宗教思想发起的总攻或决战。休谟充分理解这场战役的艰难与凶险，他必须全力以赴、心无挂碍。在休谟看来，只有死亡才能为他创造这样的条件：休谟的挑衅与攻击必然会激发信众的怒火，但到那时，怒火只能向死者喷射，不再能影响他的情感，也不至波及亲友。不治之症让他窥见了时机，他开始借助遗嘱，积极安排出版这部分外珍视的作品。在休谟心中，亚当·斯密是助其实现遗志的首要人选。但是，斯密秉持一贯的审慎行事风格，对休谟的嘱托有所保留。休谟最终调整遗嘱，请出版人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承担起确保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职责。为了稳妥起见，以防斯特拉恩在其死后五年内没能出版书稿，休谟又将副本的所有权留给了斯密。 1779年，休谟过世三年后，《自然宗教对话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