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古典学风波（上）：信息传播的扭曲与古典学发展趋势( 六 ) |罗马帝国_国家

例如《Lebensnachrichten über Barthold Georg Niebuhr: aus Briefen desselben und aus erinnerungen einiger seiner n?chsten freunde》收录了一封尼布尔在1794年11月16日的信件，其中说到“若要提及我的名字，我将被称作历史作家、政治作家、古代研究家和语文学家（ wird man mich als Geschichtschreiber,und politischen Schriftsteller,als Alterthumbfors fcher und Philologen kennen）” ，直到1868年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Historik》中对历史知识进行限定，才确定了现代历史学的基本框架，德罗伊森会认为历史知识理论的任务就是成为历史思考和探索的工具（ein Organon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 und Forschens zu sein），这样的探索让“建立在历史知识理论之上”的历史科学开始出现。
古典学系正是在这种学科脉络中发展出来的，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lrich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1921年的著作《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指出：古典学的任务正是要通过科学的力量使那死去的世界重新焕发生机（Die Aufgabe der Philologie ist, jenes vergangene Leben durch die Kraft der Wissenschaft wieder lebendig zu machen）。这个时期的著作中已经独立提及了“古典学”（ Classical Scholarship），而1982年劳埃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的译本《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也是把_原题为的“Philologie”作“classical scholarship”理解。正如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所指出的，兴起的古典学是建立在历史科学基础之上，追随现代心灵对古典世界进行探索，这也是与既往被称作“古代科学”的“语文学”不同之处。
正是这样的探索决定了古典学视角中的“古典”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考察的概念，例如普法伊费尔（Rudolph Pfeiffer）在著作《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中提出，古典学研究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在社会转变的背景下，诗人和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了既往时间和未来之间的断裂，出现了被斯特拉波称作“诗人学者”（ Ποιητ?? ?μα κα? κριτικ??）的菲力塔斯和第一位在荷马作品笺注留下名字的安提马库斯。同时，因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立，前三世纪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过往作品进行编纂。这些诗人学者一边承载着诗人的记叙职责，一边对文献进行校订。这种从菲力塔斯到德迈特利乌斯时期的学术风气塑造了最早的古典学，也指出了公元前三世纪中诗人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古典”的时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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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壁画上的妇女
这样的发现至少说明了“古典”只能作为一个特定时间点的特殊概念，很难作为一个数百年历史发展的时段性质来理解。这一发现也要求学者在尽可能抛弃一个被称作“古典”概念化框架之后，再对研究进行探索。在这方面，有不少学者都试图从个案来重新推敲整个时代的脉络，例如麦克雷（Duncan MacRae ， 2016）的著作《Legible Religion: Books, Gods, and Rituals in Roman Culture》从公元前一世纪末出现的非圣经文本讨论一种“反应在公民生活中的宗教神学” ，在对于古希腊文本的吸纳和对于罗马信仰的文本化过程中如何进行宗教划分。民间的神学体系也为帝国君主制的建立和教会的兴起提供了载体，在多元崇拜的背景下通过文本形成了权威知识的场域，使其超越了其他信仰构架，塑造了对民间的新解释。这样“从经典文本形成前的个案对整体社会风气和制度之间影响”的考察打破了既往对于罗马宗教的单一认识。
同样的个案推敲在哈克尼（Casey Dué Hackney ， 2019）的作品《Achilles Unbound: Multiformity and Tradition in the Homeric Epics》中有着更精彩的精彩讨论，哈克尼通过探查经典文本《伊利亚特》的广泛记载和多种形式，来揭示一些看似“古典”的文本或许并没有那么古典，或许在不同时段中，这些文本本身就有着不同的体现。例如在对于《伊利亚特》Venetus A的考察中发现，公元前三世纪的学者阿里斯塔克斯会因为认为荷马的创作是受神启发，所以荷马不可能创作出不符合这一伦理的角色，而对一些文本进行删减或增改，以符合当时的伦理以及阿喀琉斯应有的性格与形象（κα? ο? λ?γοι ο? πρ?ποντε? τ? το? ?χιλλ?ω? προσ?π?）。这似乎告诉我们， “古典”这个概念在我们当下认为的古典时代中依然会变化，不同时期的学者会对他们当时的“古典”文本作出新的诠释、注解甚至改写，来符合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