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讲座｜哲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讲座|彭国翔|意义|中国|作为一

今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彭国翔出版了新书《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为此，出版方特别策划了“闹市中的哲学课”系列讲座，近日举行的第一课——“哲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 ，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与彭国翔对谈，并由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主持。以下为本次讲座的部分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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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四位嘉宾共谈中国哲学
黄韬：这本书的产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记得当初书是向晨推荐的，而且推荐的时候，我们在瑞士，就是在疫情刚起，即将航路受限的时候。我们一块到瑞士去度假。我记得好像是在马特洪峰附近，向晨跟我讲起彭老师的这本新书。而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彭老师。我回国以后就跟彭老师通过邮件相互联系，彭老师把书稿发过来，然后我们很快地签订了合同，就进入出版流程。直到这本书出版，我都没有见到彭老师，我还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呢。所有的工作都是在邮件往来过程当中完成，直到书出来以后，彭老师回国，我们才在出版社见第一面，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发现我们的许多想法和许多的观念都是比较接近的。当然我也是学哲学出身的，而且学哲学的经历跟彭老师又是非常像的。彭老师当年考的是南京大学政治学，我本科读的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差不多也就是政治学；到硕士的时候改行，念了哲学。接下来我想首先让彭老师讲讲这本书，同时也讲讲中国哲学或者说哲学在中国。
彭国翔：中国哲学我想有必要先做两个区分。一是“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 。 “在中国的哲学”不光是我做的这个中国哲学，比方说，西方哲学现在也在中国，向晨兄就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他现在也做中国哲学了；梁剑不只研究中国哲学，也治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很多各种各样的流派，包括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传来的。这是一种“在中国的哲学” ，跟我讲的中国哲学还不太一样。我们讲的中国哲学是内在于中国的传统，你比如从先秦开始，孔孟老庄这样一直下来，这是我们中国自身的传统，但是后来我们说有佛教的传入，我们说三教——儒释道，在这个传统之上它发展出来的一套东西，这是跟“在中国的哲学”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区别。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区分，刚才说了我们从先秦就有中国哲学传统，你不能说孔孟老庄都不是中国哲学，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国哲学呢，和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又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我们现在讲中国哲学，是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意义上去讲，那么“现代学科” ，我们知道，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才开始随着西方的学术体制，特别是大学引进来，我们大学才有哲学系，有历史系，有文学系。但是历史上我们不是说没有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这些都有，只是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所以这是第二个区别。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当然，中国哲学它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国哲学——从先秦到现在——逐渐生长出来的。不同在哪里？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整个的学科建制，包括大学的体系都是西方过来的，所以说我有个说法，现在很多学界同仁也接受了，即我们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从一开始它就是“比较哲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无法摆脱跟西方哲学的关系；一开始就是处在跟西方的互动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借鉴西方哲学的一些解释框架、一些模式，来把我们原来的老东西重新整理、讲出来，你要想回避西方是很难的。当然，西方哲学里面也是五光十色、流派分呈的。我们借鉴哪一个流派或者哪些流派，来帮助我们讲中国哲学，用现代的语言讲得更清楚，这是我们现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