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讲座｜哲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 ) 讲座|彭国翔|意义|中国|作为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科书——中国哲学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讲法。一定是有两队人马：一队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一队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后来发现，好像中国哲学比较特别，是不是能够这么讲？比如说，马克思讲的“思维”跟“存在”的关系，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这是哲学的第一问题，每个人都要问的，但是放在中国哲学里，哲学家们不一定把它当成一个基要的问题，他们考虑别的问题。我们就意识到，中国哲学可能有点自己的特点。
现在这个不算多难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化等等，作为一个文明，它是有它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模式去套。当然，我们也不是否定人类有些普遍性。大家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肯定都有共同经验，这些都是普遍的，共同可以借鉴。但关键是你能不能用以前的某一种，无论是用西方哲学哪一支来讲中国哲学？这恐怕就有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整个的学界有一个反省，到底怎么去研究中国哲学。
正式的反省，其实是始于二十一世纪初，当时学界有一场讨论，甚至于怀疑我们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因为大家知道“哲学”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中文里面本来有“哲”、有“学” ，但是作为一个整词， “哲学”是日本人翻译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哲学，有很多讨论。我记得德里达2001年到中国来过（也到上海复旦来了），他很真诚地说，中国没有哲学，引起很多人强烈反应，好像他看不起我们中国传统。他其实不是要贬低我们。他的意思是说，至少中国没有传统希腊意义上的那种哲学。我们当然很多人不了解情况，觉得你对我们轻视，民族主义情绪立马生起来了。后来也是这个契机， 2003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编辑就找了我们几个中国哲学的朋友讨论，首先是中国哲学有没有“合法性” ，所谓“合法性”就是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当时我也是亲身参与这个事情，所以我这个书里面第一篇文章，就是2003年写的；最后一篇是最近写的，跨度十六年，中心就是围绕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是，中国哲学合不合法这是个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是以西方哲学的某一支来衡量中国。如果照德里达的想法，用西方古希腊那样一种标准来看，那当然是没有中国哲学。但是，西方传统里面也有很多类似中国的流派和想法。现在你看，有些西方的一流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即使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也有跟中国哲学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法国的皮埃尔·阿多，现在已经过世了，还有现在在世的美国女性哲学家，很有影响，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阿多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努斯鲍姆对哲学的理解就是：哲学家是医生和老师，是治病救人的；哲学是一种欲望的治疗，如何让我们的七情六欲得到平衡。这跟中国哲学就很接近了。中国哲学里《中庸》就是讲喜怒哀乐、已发未发的，讲如何让我们保持平衡。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就很复杂了。如果你用西方的某一支来看，中国没有哲学；用另外一支的角度看，又很接近。所以当时我说这个问题其实不能这么问，关键问题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以前简单地用一些西方的东西来套用中国哲学。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如何真正地来治中国哲学？当然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传统、历史上中国哲学的一个充分的诠释；另一方面是在我们现当代，如何建构一个新的中国哲学的形态。这是不同的两个线索、两条路，但是彼此密切相关。这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