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讲座｜哲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 四 ) 讲座|彭国翔|意义|中国|作为一

还有一个是说，为什么西方哲学给用坏了？像刚才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如果他把这个搬过来，逼着我们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家都先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麻烦了，因为有很多哲学家他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如何规避这样一种误用，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对中国哲学的文献要了解。比如现在王阳明很热，朱熹不热，因为朱熹的书太多。（孙向晨：全集几十卷。）王阳明在今天是评不上教授的，因为他没有著作。王阳明到底是不是考虑思维和存在哪个是第一性？他压根不考虑这个问题。怎么知道王阳明这个人——中国人讲知人论世，在那个时代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姓王叫守仁的人，他一天到晚琢磨什么事？你得看关于他的文献才能知道，而不是凭空逼着他去想这些问题，比如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那就是绑架他了。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文献一定要了解。这样的话，我们才了解它内在的问题意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每天都琢磨什么事儿。这是文献的基础，你得很熟悉。否则的话，你就很容易在借用西方的时候被它牵着鼻子走。
另外第三个，我们现在治中国哲学，不是中国人关起门自己干的事，无论是远的还是近的，近的有日本、韩国，远的有欧美，我们有很多同行。刚刚黄韬先生说， “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在瑞士” 。瑞士也有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朋友，欧美更不用讲。人家做的是不是值得我们参考呢？回到刚才说的话， “温故知新”的“故” ，不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以前做的，也包括海外，凡是那些领域里的同行做的，我们都要了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视野。我经常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井里边的青蛙，大家都在井里。知识是无涯的，生命是有涯的。庄子说“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每个人都是一个青蛙，都看到一个自己的天空。但是，我们总有一种冲动，希望把自己的井口尽量扩大，我看的天尽量大一点就好了。这时就要有见识和知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海外的研究成果当然要采纳。这样的话，你才能在比较宽广的视野当中看问题。这当然就不一样了。这是我比较注重的。这样我觉得才能把工作做好，无论是研究历史上以前的哲学家，还是现在构造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理论。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方面是主动要吸收西方的，同时还要主动介入西方哲学的发展。如果我承认人类有共同的经验，那就有一个如何面对这个共同经验的问题。对于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就要提供解决方案。比如说生死的问题，人都要面对生死的问题，不同的传统提供的解脱生死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佛教有佛教一套，基督教有基督教一套。那中国哲学、中国儒学有没有？道家、道教有没有？我们可以就这些普遍问题提供我们的一些智慧。我们也可以参与西方哲学，到底什么是人生宇宙的普遍问题？我们的回答又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人类反思的能力得到一个普遍的提高。有些在西方哲学上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哲学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一定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可能只是出于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没有所谓全世界都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东西。有普遍性就有特殊性。而且现在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一些哲学家，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也应该参考东方的东西” 。其实启蒙运动时期，很多欧洲的思想家很重视中国的文明、印度的文明。当然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他们科技很强大，产生一种傲慢，觉得“我们好像不需要了解东方；上帝只会说一种语言的话，那就是英语”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自己要发展，不断地开拓丰富的话，也需要了解别的文明——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等等。他们愿意主动吸收，我们当然也更应该主动去参与，共建互补。我经常说，现在世界不同的哲学传统是处在一个共生共成的时代，我们当然是肩负着这一使命。这个我在书里提了，其实也是我们几个朋友经常探讨的。我记得第一次跟黄韬先生见面的时候，也提了这个问题。他刚刚说我们有很多一致的看法，其实这也是其中之一——如何面对我们现在新的时代思想的发展。我想我就先说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