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专访｜严飞x李钧鹏：社会学进入公共生活的多元方式( 二 ) 清华大学

新京报：其实你从事的学术翻译工作也是社会学者影响公众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能不能介绍你正在准备和打算出版的翻译计划？
李钧鹏：学术翻译在社科院系中的认可度非常低，在我们这里完全不算学术成果。在做学术翻译的过程中，我也有过无数次打退堂鼓，想说我不再做了，但最后还是断断续续坚持在做这个工作。
网络上对此也有过很多争论，有些人说，我们翻译的书已经够多了。有些人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能看懂英文了，没必要做学术翻译了，我对此都不太赞同。就我的观察而言，学术翻译还是很有价值的，我周围学生中的大部分人接触不到英文版原书。即使可以通过网络下载，由于语言的阅读能力有限，也没有老师指导，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本书从何谈起。如果你真的深入翻译的体系中，你会发现国内的翻译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块是我们的欠账，特别是比较好的译本。所以，我很希望把一些经典的、有价值的好书引进到国内。
我现在手头在做三套译丛，一套是和北师大出版社合作的“米尔斯合集”，《社会学的想象力》出版之后，这个系列还会有其他的书待翻译。第二套是历史-社会科学译丛，今年刚出版了《规训革命》，第一辑计划出6本，打算在年内能出版第二本书。还有一套是和华东师范大学六点分社合作的“剑与犁”译丛，收录的是一些和国家建设与社会冲突相关的书籍。
因为我的精力有限，而且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基本上每一本书我自己都要过一遍，即使不是我翻译，也要提一些意见，所以几个译丛的翻译进展都不算特别快。
新京报：你曾在访谈中提到过一个观点，你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场域和学术场域进行了完全的分离。这种时代环境的变化与我们讨论社会学者介入公共生活的话题也有密切的关系。你觉得一种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李钧鹏：我觉得二者之间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个良性互动，思想和学术不应该是完全脱节的两个场域。目前的现状是，在公共议题上面，我们的思想场域还不够活跃，至少还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思想场域还不够活跃，是因为我们的学术场域出了一些问题。理想的状态下，学术应该可以反哺思想，比如说，我们的选题应该可以百花齐放。社会学关注的议题没有绝对的“大”和“小”。有些学人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完全不注重“阶级-国家”这样的分析工具。有些老一辈的学者更关注社会转型之类的宏观话题，但不鼓励甚至反对学生研究性别议题，这在我看来都是不好的做法。我是一个多元论者，无论是选题，还是就方法层面，我都主张百花齐放。
严飞访谈

文章插图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学问的冒险》等著作。
新京报：从你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家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介入公共生活？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近年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做的基层社会治理实验？
严飞：社会学家怎样介入社会中的公共生活，我认为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利用我们的专业研究和田野实践，通过社会学干预实验增进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第二个维度，则是通过知识的分享和扩散介入公共生活，这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通过普及人文通识和社会学的教育，让大家认识到原来社会学的现象和原理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地发生，让更多人关注和倾听我们社会里的多元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