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专访｜严飞x李钧鹏：社会学进入公共生活的多元方式( 三 )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做的“新清河实验”是利用社会学家的力量，在社区调查的基础上组织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这是社会学干预实验的典型案例。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世廉等人连同社会学系的学生就在北京海淀区的清河做过一次“清河实验”。抗战爆发之后，老“清河实验”被迫中断。200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老师主持的课题组与海淀区政府合作，重启了这个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也就是“新清河实验”。
“新清河实验”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升当地社区的融合度和社区团结。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因为清河的人口构成复杂，当地社区的参与度与社区的认同感非常低，邻里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李强老师带着学生进入社区，通过空间的改造，积极地促成来自不同社群的居民一起来有机地建设清河社区。比如说，促成建立居民议事堂，就社区里的公共事务一起讨论；建立亲子的活动空间，通过亲子阅读把不同群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发动居民共同植树，做社区公益，等等。
在我看来，李强老师带队的“新清河实验”就是社会学干预和介入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案例，用专业的社会学调研进行干预实验，是社会学介入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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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
新京报：高校教师首先注重科研和教学，而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工作常被认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一直很乐于参加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和沙龙，去年出版的社会学通识读本《穿透》也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好评。从事通识写作的初衷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从事这项工作的经历和感受？
严飞：我在进入学术圈，正式成为大学老师之前，经常从事媒体写作，为我现在面向公众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我以独立学者的视角在媒体上写过大量的文化评论和书评。现在回过头去反思，我觉得当时所写的媒体文章缺少两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缺少历史的纵深感。我认为社会是层累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社会运作的逻辑，在今天依旧有一定的适用性。现在我在面向公众写作的时候，更愿意带领读者用历史的想象力来理解今天社会的变迁。第二，我也更注重把经验材料作为论据来使用，加入更多案例、故事、统计数据、生命史的记录，来更好地向公众表达社会学的理念。
我特别喜欢面向公众的写作，我觉得这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有促进。诚实地说，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不算在工作考核指标当中，这意味着你必然需要花费一部分的时间投入在不计入工作成效的事情当中。但面向公众的写作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帮助我用比较容易让公众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观点。社会科学很多时候会使用非常复杂的语言进行一种学科专业化的表达。面向公众的写作会不断地提醒我，最好的社会道理实际上是使用一种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语言把故事讲出来。只有看得懂，只有让更多的人读到，才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共鸣。
此外，面向公众的写作也能让我听到更多的读者反馈和批评。这让我意识到，很多书本上的西方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转型中会存在落差。真实的社会场景存在很多不同的面相，读者的反馈引申带来的鲜活故事和场景让我重新思索理论的缺失。前不久，我在一场活动上和日本岩波书店的前主编马场公彦先生进行对话，讨论东亚社会的社会发展和现状，特别是今天面对一个内卷化的时代，日本社会是怎么做的？这种对话实际上对我来有很大的启发。同时现场读者也会提出非常有趣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流行词“内卷”和“入关学”，如果说“内卷”是指个体层面上的，“入关学”是不是在国际层面上的一种“内卷”？这样的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