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义战|春秋无义战圣人确实说过这话，但不要望文生义( 四 ) 春秋时期|周天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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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礼，跟现代竞技体育规则基本没什么两样而且要是如此这般充满礼仪之美和优雅风范的战争都成了不义之战，那么后世百无禁忌又毫无底线的战争又该如何评价？03春秋战礼的形成并蔚为风尚，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周克殷商之后，一共搞过两次大封建，基本奠定了西周的国家形态——即分封宗室、功臣以及前朝遗民于四方，周天子并非说一不二的至尊，而是共主性质的领导者，对非王畿的土地没有直接管辖的权力，但是诸侯国须对周天子负有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这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法理基础。但是这种统治架构是很难维持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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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分封制，是种无法稳定的统治架构分封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以当时的文明程度和技术水平，周天子想要建立大一统的、由王室直接统治的国家形式是根本不现实的，而通过封建诸侯以达成扩大王族势力、压制前朝遗族并实现开疆拓土的目的，就成了最好的手段。可是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当年分封出去的诸侯国间的强弱、大小、亲疏关系都在不断变化，可是天子赐予的仪制、爵位以及相应而来的地位、权势（起码是名义上的）却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这让新进者如何甘心，即便是旧贵者也不会满意吧？再加上个号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而擅自称王的楚国跟着捣乱，诸侯国之间不掐成一团才怪。可是打仗归打仗，却总是打得缩手缩脚，尤其是很难下死手。这是为啥？除了当时的战争理论不成熟、技术水平不高明、人口规模也不大等条件限制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一就是周天子权威尚在，各大诸侯国既无可能也无勇气生出取而代之的想法，就连桀骜不驯的楚国都得经常性的称臣纳贡，还得出兵助天子讨伐不臣。在这种情况下大国间打架的目的无非是抢块地盘、争个霸主甚至仅仅是为了面子，自然也缺乏杀红眼的动力和兴趣。其二就是诸侯国间本来就大多是亲戚关系，就算原来不是亲戚的，经过几百年的联姻也成了亲戚。而春秋时期的战争主力都是贵族，平民只是起哄架秧子的角色，这样一来仗打起来可能就非常有意思了——比如一个晋国贵族在疆场上遇到的敌人，可能是他远在楚国的七舅姥爷，也可能是七大姑八大姨家的表兄弟，还可能是自己的大舅哥或是小舅子——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为啥非把对方弄死不可？就不怕打胜仗了回家被老娘满院子撵着打、被老婆踹下床去跪搓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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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打亲戚，不好下死手更何况那时的“国际”形势，通常都是今天还举着青铜剑互砍，隔天就能凑到一起搓几圈麻将……所以要是今天我给你下个绊子，明天你给我扬把石灰，再凑一块嗨皮的时候会很尴尬不是？毕竟大家都是贵族，讲究的就是风范和“姿势”，没必要把事情做得那么难看。所以在春秋时期打仗玩“诡道”，即无实际需要也没有动力驱使。相反要是杀戮过甚或是搞阴谋诡计，会遭到舆论普遍的谴责和鄙视，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多，这样的蠢事有谁愿意干？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讲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春秋战礼应运而生，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遵守。04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吕小白，就是个非常擅长利用规则的明君，所以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招牌，从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甚至连孔夫子都赞其“正而不谲”（《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在这样的光环掩映下，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位43年间灭国35，在春秋无一人能出其右。宋襄公宋兹甫则是个反例。他之所以在泓水之战中豁出老命也要守规矩、“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就是因为此前他曾经犯过规矩——无故囚禁了滕国的国君、杀死了郐国的国君，还打算讨伐没招惹过他的曹国。结果宋兹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众怒，还被“正义的”楚成王出手给活捉了。所以只要他还想称霸，甚至只是想存国，也不敢再坏了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