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的收获与进展( 四 ) |东周|秦汉时期|齐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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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Ⅱ地点秦汉铜镜铸造作坊遗址的揭露是国内外关于古代铸镜作坊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进一步证实了临淄是当时的铸镜中心之一，并为研究秦汉时期铜镜的生产及其铸造工艺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是秦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铜镜铸造业及铸造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2.铸钱遗存在BⅡ地点的发掘中，出土了7件青灰色滑石“半两”钱范残块，板状，阴刻钱文，有的表面残留浇铸痕迹。从型腔和钱文看，这些钱范除个别字体较大者外，所铸钱币都属汉初榆荚半两（图六， 1、2）。类似的滑石半两钱范过去在城内其他地方以及城外附近区域也有过多次发现，但所铸钱币往往为四铢半两。在BⅢ地点，发掘出土了30余件“大泉五十”钱范残块，均为火候不高的泥质红陶，破碎严重，仅部分残留型腔，并可见模印的钱文（图六， 3、4）。从钱范形制观察，其应为叠铸范。新莽时期的铸钱遗存过去在齐故城内曾偶有发现，主要有铜质“大泉五十”钱范模和铜质“大布黄千”钱范模。可见，阚家寨遗址B区出土的钱范，无论是榆荚半两滑石范还是大泉五十陶范，都属齐故城考古的新发现，有助于深化汉代临淄铸钱业的研究。除了钱范， BⅡ地点还出土一些西汉时期的灰色板状砂范，多无下凹型腔。考虑到其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且形状、尺寸相近，不排除有部分是与滑石半两钱范合范使用的可能。类似铸范在山东博兴等地也曾有出土，是西汉时与滑石半两钱范相合的铸钱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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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铸造小型铜器或铜器附件的遗存BⅡ地点的发掘出土不少陶范以及少量陶范芯，按年代和材质不同可分为A、B两类。 A类属战国晚期，泥质，部分含细砂，质感较重，多呈红褐色或黄褐色，火候较低，范体及型腔一般很小，但纹饰较精致。因残碎严重，所铸器型大多不辨。 B类属西汉早期，亦为泥质，但火候较高，质感也很轻，材质、颜色等近于上述镜范。范体多呈长方形板状，有些可见浇道、分型面和型腔等结构，主要用于铸造盖弓帽、铃等小型铜器。 A、B两类陶范的不同，既与青铜文化的发展变迁有关，也反映了从东周至汉代铸铜技术的演变。从陶范材质的差异可以看出，在当时临淄的铸铜业中，不只是铸镜，普通铜器的铸造也发生了技术上的革新。
根据以上这些发掘成果及此前考古调查收获，可知东周秦汉时期阚家寨遗址所在区域是一处大型的冶铸业作坊或工场分布区，所发掘的大批冶铁以及铸钱、铸镜等铸铜遗存，为研究当时齐都临淄相关金属冶铸业生产及其工艺技术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需进一步注意的是，在阚家寨一带的东周秦汉作坊（工场）区内，冶铸产业不仅门类众多，而且在空间上交错分布，甚至出现不同产业部门或生产环节共存于同一作坊或工场内的情形。以BⅡ地点为例，战国晚期时，这里是铸铜与铸铁以及铁器热处理等部门和环节同时存在；到了西汉早期，铸镜、铸钱等各种铸铜部门又共存一处。由此可以推测，当时临淄城内的金属冶铸业虽已形成多种产业门类，但在空间布局以及从业人员等方面可能并未出现特别严格的行业划分。此种情况下，不同生产门类如铁工场和铸铜作坊相互混杂分布；同一工场或作坊则往往从事“多种经营” ，如铸镜作坊也同时进行钱币及其他铜器的铸造。所以，生产门类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可能是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冶铸作坊（工场）及作坊（工场）区的一个较突出的特征。这对探讨当时临淄城手工业的生产经营、结构体系和产业布局等，显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