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丨《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二 ) |孔子|吴天明|论语

三个阶段是：孔子晚年，无须编辑的长篇大论各自独立传世阶段；孔子去世直至曾子去世，零星语录编辑成卷成篇，各自独立传世阶段；《论语》成书传世阶段。
《论语》的编辑者只是将那些已经传世的单篇语录，选取一部分组装成书，使之更加方便地传播孔学而已，似乎并无讨论的必要。但将《论语》与上述文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即可发现，《论语》的选材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
其一，《论语》只收录了孔子师徒的部分世俗政治语录，几乎完全剔除了他们的宗教语录，即使偶有收录，也只是表达子孙后代对鬼神祖先的孝心而已，而与灵魂不死、生命循环的原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完全不同；其二，《论语》完全未收孔子理论性很强、思辨色彩很浓的长篇语录，只收录了部分零星政治语录。
《论语》编辑者为什么要这样选材，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否达到了目的，此举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和孔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有何影响，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剔除宗教语录的目的和意义
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都是零星语录，在所有题材中数量最多，随手打开《礼记》就会看到。战国至今学者最熟悉的例子，是孔子请教老子丧葬祭祀礼仪细节的几章语录【7】，但学者对其他宗教语录则缺乏关注的兴趣，这显然与战国至今中国已经世俗化的大势密切相关。《论语》将这些宗教语录几乎完全剔除，其深刻原因和特殊意义，古来学者尚未留意。
人类文明早期的思想文化，无不人神杂糅，故所有的氏族部落国家，无不实行政教一体的治理方式，各族各国早期的酋长王侯都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宗教专家，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也无不具有政教杂糅的特点。
中国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圣贤、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代文献，就都具有政教杂糅的特征。如六代天王诸侯卿大夫，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也分别是天下国家家族采邑的政治领袖和大巫师。《左传》常说鲁侯“主鲁祀”、晋侯“主晋祀”之类的话， “主祀”不仅表示主持宗教活动，也表示主持政治活动。
《诗经》中的祭祀乐歌，天子用什么，诸侯用什么，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否则就是僭越礼制，会有杀头风险。每年春天只有天王方可郊祭天帝，始祖配享，诸侯无此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天王灵主的供奉之所才称“庙” ，诸侯则称“宫” ，而鲁侯竟称周公之“宫”为“太庙” ，且郊祭天帝，所以《八佾篇》经常批评鲁侯及其权臣季孙氏僭越礼制。
《尚书》《论语》均记载尧舜大禹禅让，禅让者均严肃告诫受禅者，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 “天下为公”时“禄”本指酋长天王的宗教权兼政治权， “天下为家”后则兼指政治经济利益，故有“爵禄”“禄位”之说，那么“四海困穷”就是政治经济， “天禄永终”则是宗教兼政治经济。六代文献中这类政教杂糅的例子比比皆是。
六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从传世文献来看，大约在战国中晚期，当西方刚刚开始进入宗教化时代时，中国就已超越了宗教化阶段，基本完成了世俗化的历史进程，那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已与今人无异。
如孟子曾煞费苦心，反复论证舜帝大孝，说父母兄弟杀他时，他就赶紧逃开，不杀他就马上回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好像谋杀之事从未发生一样，所以舜帝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孝子仁兄。这类故事早期口耳相传时，必与生命循环信仰密切相关，不然舜帝不可能如此。但因孟子的时代已无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可言，他不得不从世俗伦理道德上来论证，所以即使再辛苦也无法说服战国至今的任何一位读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