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丨《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六 ) |孔子|吴天明|论语

《大戴礼记》残卷所存文献，有记录于商周之际的《夏小正篇》【32】，也有战国末期的《劝学篇》，还有汉初的《礼察篇》《保傅篇》等，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重大历史问题的长篇语录，如《主言篇》《哀公问五义篇》《哀公问于孔子篇》《五帝德篇》【33】等，《论语》都未收录。为节省篇幅，《大戴礼记》残卷中孔子长篇语录的重要思想理论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就不再一一举例分析了。
第三，《论语》编辑者理应明白孔子长篇语录的伟大理论意义和文化价值。唐代柳宗元首先推测《论语》为曾子所编，虽然《论语》未必出自曾子一人之手，但说《论语》由曾子师徒共同编辑或曾子弟子奉命编辑，总之出自曾门之手，应无问题。
曾子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之一【34】，曾子弟子、孔子嫡孙、孟子祖师爷子思也是伟大学者，他们对孔子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对孔学崇高历史地位、伟大理论意义的理解，不仅远远超过了孔子的“升堂”弟子，也远远超过了几乎所有的战国诸子。如曾子教导弟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思总结孔子政治理论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这些都是极其了不起的见解。这就是说，最终选取若干单篇语录，组装《论语》的曾子一派人，不可能不理解孔子长篇语录的伟大思想理论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他们在组装《论语》时，没有任何理由舍弃上文介绍、提及的那些长篇语录。
第四，周人读书的习惯和学习孔子长篇语录的难度。我学习《春秋》《论语》《左传》许多年，发现周人引用诗书礼乐，都是随口就来，不假思索，虽然未必每一个字都符合原始简牍，但大致意思不至出错。我学习战国诸子时，也经常发现类似情况。《论语·尧曰篇》误收了孔门摘录的《尚书》片段，这应是他们摘录以便背诵《尚书》的简牍，因为与记录孔子语录的简牍放在一起，而被误收。【35】这些史料都说明，周人读书全靠记诵，与今人读书全靠网络检索，然后再去复核文本的习惯大为不同。
周人读书既然全靠记诵，所读之书则应大都为易懂易记的短章，长篇大论难以理解，更难以记诵。如周人的必读书六艺，篇幅最长的要算《尚书》了，其篇章也都是短章，比较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理解记诵。《诗经》保存的远古史诗没有一首是长诗，也方便读者阅读记诵。
而孔子论述重大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长篇语录，少则上千字，多则几千字，很不方便读者阅读理解记诵。所以我推测，孔子的长篇大论，周代君子可能很少阅读记诵。这自然是《论语》的编辑者应该考虑到的。编书给读者看，编辑者当然要考虑读者的需求。
六艺说理往往点到为止，没有严谨的构思、清晰的结构布局，也不需要严密的论证，读者要理解其中的道理，需要自己去慢慢领会。但到了春秋末期，君子们论述复杂问题时，已经出现了论证严密、层次清晰、结构复杂、动辄千言的新趋势，《左传》收有不少这类案例。但是这样的长篇大论，不太符合当时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也难以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而且一般读者即使读了，往往也理解不了，记不住。孔子的长篇大论，自然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孔门弟子虽然都是当时天下的俊杰之士【36】，但真正能够理解孔学的“入室”弟子很少，绝大多数弟子都只是普通的“升堂”弟子。孔子一生只与七位“入室”弟子讨论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樊迟、子路之类普通的“升堂”弟子，孔子从不与他们讨论如此深奥复杂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