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丨《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四 ) |孔子|吴天明|论语

二、长篇语录与《论语》短章的学术分工
从篇幅上讲，孔子师徒的所有宗教语录和绝大部分政治语录，都是零零星星的短小语录，都需要先一次性或分若干次汇总原始记录【16】，将其编成若干卷若干篇，方可使之先以单卷单篇语录的形式流传于世，最后再决定将哪些单卷单篇语录收入《论语》，使之成书，以更加方便传播孔学。
但《礼记》《大戴礼记》还收有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和古代历史问题的许多长篇语录，这些长篇语录，全都记录于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时【17】，论题重大，体系严谨，论证严密，思想深邃，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思想理论价值，《论语》为什么完全不收录呢？
我的学习心得，这很可能与《论语》编辑者对孔子语录的分类和分工有关：《论语》有意识地只收录部分短小易记、通俗易懂的零星世俗政治语录，使之成为孔学的“普及本” ，其设定的读者为普通读者，其主要的职责是普及孔学、推广孔学，从而影响天下的普通贵族和一般读书人；
而那些理论性特别强、思想理论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极高、论证非常严密、篇幅又很长、普通读者不会读也读不懂、即使读懂了也记不住的长篇政治研究语录和历史研究语录，可能才是孔学的“学术本” ，其设定的读者应是天下的顶尖高手，其主要职责是，与《论语》一起，共同体现世俗孔学的全貌，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创造性总结，后世百代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崇高历史地位。
读者只有合读“普及本”和“学术本” ，才能看出世俗孔学的全貌，真正了解孔子，理解孔学。可惜战国至今，学者很少理解《论语》编辑者的苦心，很少真正关注孔学的“学术本” ， “学术本”本来把孔学的理论体系讲得清清楚楚，而战国至今学者却始终都不明白。【18】
就上文对《论语》不选孔子长篇大论的这一推测，下面想从五个方面具体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论语》未收孔子长篇语录的证据。《论语》祖本传世之后，形成了“古论”“齐论”“鲁论”三个版本。 “古论”二十一篇，汉武帝时代发现于孔子旧宅的夹壁之中，与今本《论语》基本相同。【19】“鲁论”二十篇，与“古论”基本相同。只有“齐论” ，据《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比“鲁论”多出了《问王篇》《知道篇》两篇。今本《论语》以“古论”为基础，未收《问王篇》《知道篇》。这就是说，传世《论语》的三个版本，都没有孔子的长篇语录。从概率论上讲，由此应可反推，《论语》的祖本应该并未收录孔子的长篇语录。
第二，孔子长篇语录极高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考虑到《大戴礼记》仅存残卷，为了既节省文字，又能够说明问题，下面仅以《礼记》收录的孔子长篇语录为例，谈谈孔子长篇语录的特殊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
《儒行篇》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儒” ，所问自然是经过孔子改造的政治新儒。鲁国地处东夷故地，其国民基本上都是殷人，那些政教杂糅的古儒，其职业、衣着、走路、说话等特征，鲁哀公应该非常熟悉【20】，自然不需要询问孔子。
孔子为了顺应天下世俗化的历史潮流，也为了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世俗政治人才，恢复天下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于是改造了自己门下的古儒，使之成为思想观念、精神风貌、行为方式、人生理想都迥异于政教古儒的一批世俗政治新儒，但又残存了政教古儒特别注重礼仪、经常从事丧葬祭祀活动的部分特征。当时世人对孔子新儒就多有贬词【21】，那么孔子政治新儒究竟是怎么回事，与古儒有何不同，为什么会有所不同，鲁哀公就可能有些犯迷糊了，所以需要亲自询问孔子【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