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肯尼|李公明︱一周书记：多元视角中的疫情周期与……抗疫策略( 二 ) 全球|查尔斯·肯尼|周书记|疫情

第五章“敬而远之的防御本能”所描述的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 76页那幅木刻插图《逃离伦敦的鼠疫患者被当地人告知“禁止入内”》画面上，死神站在遍地的尸骨和棺材中间，右边的一群人急于逃离，迎接他们的是一群举起长枪戟矛的人。肯尼认为我们会本能地认识到隔离是预防染病的有效方式，也承认这是控制疫情的合理措施，但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也经常会演变成冷酷无情的偏见， “本土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偏执狂和富人总是热衷于把疫病暴发和人类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本能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展现他们的优越论的机会。他们往往从未明言，却会在暗地里透露出来的一层意思是，疫情之所以会暴发，是因为患者的道德或智力缺陷，或是他们遗传基因中的劣势，再或是因为他们粗野无礼。 ” （83页）这是A.M.Kraut在2004年的一篇关于外来移民与公共健康及文化的文章中表述的观点，放在我们的经验语境中未必适合，但是那种潜意识中的优越感其实与潜藏在教条主义中的冷漠感和权力感也是相通的。在现实语境中，在隔离的必要性、有效性与非理性的、没有授权和没有必要并且根据常识便知道会引起不必要伤害的强制行为之间，存在一个灰色空间，人道主义悲剧也有可能在此产生。在给他人带来伤害的优越感与权力感和冷漠感之间有一种共通的性质，那就是人性的淡漠甚至缺失。
肯尼还继续分析了历史上的隔离政策，一方面这是在最早的书面文献中都有记载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他指出对付传染病的隔离政策又往往会与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产生联系，如十四世纪欧洲鼠疫流行给了反犹主义者一个大开杀戒的借口，甚至这些地区在几百年后投票赞成纳粹党的可能性也是最高的。但是除了犹太人，学校、教会、宗教游行、乞丐、士兵和妓女等机构、群体和活动也都成为权力机构以防疫之名实施监控、处置的对象，正如美国医学史学家多萝西·波特所指出的， “立法者认为他们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同等严重” 。（86-87页）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的是政府机构权力的增加、政府规模的扩大以及带来的征收赋税的飞涨，用肯尼的话来说就是“公共卫生成了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背后除了战争之外的另一股主要力量” 。（88页）在对待移民方面，以防疫的名义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尤为明显， 1891年的美国移民法使联邦政府有权监督移民，迫使他们接受比其他人更为严苛的防疫检查。但是也有案例表明在法治环境中出现反对的可能。 1900年，旧金山防疫人员在唐人街试图强迫华人接种还在试验阶段的鼠疫疫苗，华商王伟（音译）把旧金山卫生委员会告上法庭，声称强制接种疫苗侵犯了他的自由。威廉·莫罗法官表示同意，认为这项强制令“显然违反了美国宪法予以保障的平等保护权” 。（93页）肯尼联系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出现的排外主义，指出有报道称美国和欧洲对亚裔的伤害都在增加， “在很多官方应对措施中也都可以看到仇外心理的影子，比如最近颁发的旅行禁令” 。（95页）不可否认的是有国家还对自己在境外旅行或侨居同胞的入境旅行设置种种严苛的门槛，种种乱象令人唏嘘。肯尼说， “我们在面对疫病威胁时的本能反应甚至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特性” 。（95页）这话值得进一步思考， “影响”其实就是指塑造和改变，而所谓“整个社会的特性” ，应该是指在观念、制度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呈现出来的基本性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防疫也可以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正义性的试金石。